誰有資格擔任頂尖大學的校長?

最近台大校長遴選的議題吸引了不少媒體的關注與各界的評論。事實上，高等教育的議題因學術、專業、國際競爭、社會期待、資源分配、政治影響等複雜因素，不是高教圈內的人，很難了解真正問題之所在。而這次的爭議再捲入政治口水(扯上藍綠、省籍、統獨)，已經失焦，而國內的媒體又習慣把議題引到人的身上(所謂的「管爺」)，更難回到解決問題的根本討論。

台灣的高教國際競爭力下滑早已是不爭的事實，台大的國際排名逐漸後退更是台灣高教的一大警訊，在這個關鍵時刻，政府與學界應該深入研究並參考國際頂尖學府的傳統與作法，虛心學習，找出真正有能力可以幫台大提升國際學術地位的領導人。能擠入全球百大的大學名單中，美國的大學通常佔了四成以上，再加上台灣的高等教育近幾十年來主要參考美國的高教系統，因此，最合宜的解決之道還是真正學習美國高等教育的制度作法與文化精神，再適度地斟酌調整符合台灣的現況。

綜觀美國頂尖大學的校長背景條件大致有三個共同點，第一，在其專長的學術領域裡，具有一定的學術地位，例如，得過國際學術的重要獎項、榮譽等，這只是基本條件。第二點，必須有領導過大學的傑出紀錄，通常是在某一個學校擔任過校長、副校長、教務長、或院長等層級的職務，有傑出的行政管理政績表現，再被另一所大學邀請擔任校長，這點其實是最關鍵的。第三，通常是這所大學的校友或教授/研究人員(或曾經是)，這點倒不一定是絕對必要，但若是具備，能有助於對該大學內部的文化與傳統有所了解。

例如，現任的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校長Carol Christ有多項美國院士頭銜，曾經擔任過該校的院長、教務長、副校長，再獲推薦遴選擔任美國麻州史密斯學院(Smith College)的校長長達十一年，因行政管理績效卓越，再被遴選回柏克萊擔任校長。現任美國史丹福大學校長Marc Tessier-Lavigne是加拿大人，原是史丹福大學教授，有多項美國與國際院士頭銜，後至業界擔任知名大型生技公司的研發副總裁，再被延攬為美國紐約洛克斐勒大學(Rockefeller University)擔任校長五年，也因行政管理績效卓越，再被遴選回史丹福大學擔任校長。如果台大想跟美國頂尖學府同台較勁，必須深入了解他們的最高領導人才具備甚麼樣的條件特質。

為了對抗別有用心的媒體爆料與特定團體的施壓，台大目前的遴選委員會與校務會議的會議結果均一致捍衛依法律行政程序產生的遴選結果，其實是正確的抉擇，教育部的遲疑核定雖也有部分媒體民意的支持，卻顯得違反常理，畢竟這是台大的內部事務，外人其實沒有太多置喙的餘地。但是，如果管教授上任幾年之後仍無法明顯提升台大的國際學術地位，台大就必須認真重新檢討校長遴選制度、以及遴選委員甚至校務會議代表的判斷能力。

以上述三點的美國頂尖大學校長條件來看，管教授並沒有全然符合，特別是最關鍵的第二點，管教授並沒有在大學院級以上行政管理職務立下輝煌成就的紀錄，雖然有政府中央單位國發會的主委頭銜，但也很少人知道管主委任內有甚麼令人印象深刻的卓越政績，況且，高等教育院校跟中央部會的行政機構畢竟不同性質，前者需要經歷學術與教育行政管理的嚴峻考驗，後者則是政黨色彩或總統(或閣揆)喜好決定的，因此，管教授國發會主委的經歷其實並未構成他必然是台大校長理想人選的條件。

有趣的是，管教授獲得多數遴選委員會的青睞，似乎是因為管教授的國內知名度較高且口語簡報能力優於其他候選人，從新聞與台大公開的影音記錄來看，他的口語表達能力與技巧的確是優於其他候選人，但這也顯現出只看表象或反應情緒觀感的一面，有相當的潛在風險。誠心建議台大人必須問自已，這個在台灣媒體有高知名度且口才很好的管教授真是他們認為能把台大推向國際頂尖學府的領導人?答案恐怕只能讓時間來回答。

祝福未來的管校長、祝福台大、祝福台灣的高等教育。

臺灣的高等教育缺乏宏觀遠見的領導人才(一)

最近(2016.01.15)臺灣有個高等教育新聞是臺大、臺師大、臺科大形成一個大學系統(或聯盟)，方便三校的學生跨校選課與資源共享等，看到這則新聞實在很令人失望與生氣，因為臺大號稱(或希望成為)「世界百大」，卻帶頭做這種為了鞏固自己的國內生源，極大化因其地理位置與長期資源壟斷所產生的(不公平)優勢，而加速其他(北部以外)學校面臨招生更困難的結果，只能說臺大目前的領導階層視野太窄，眼光太淺，格局太小。既然臺大已是(或希望是)世界百大，臺大的競爭對手自然應是國際上的名校，而不是臺灣的其他學校，臺大應該著眼去吸引國外的優秀學生，提高優秀外籍生的比例，而不是跟國內其他的學校搶本國學生。

幾乎是同一時間點，我在瀏覽美國史丹福大學的學校首頁中看到一個令人驚訝的新聞(2016.01.12)，史丹福恭喜二位該校學生與校友獲選至北京清華大學進修一個碩士學程，有沒有搞錯?北京清華有這麼好?我仔細閱讀才知，這是一個名叫Schwarzman Scholarships的國際獎學金學程，由美國的企業大亨Blackstone集團執行長Stephen A. Schwarzman出資在北京清華大學成立一個Schwarzman College(中譯: 蘇世民書院)，是一種很特別的一年制碩士學程，該書院是獨立的學院，硬體由美國耶魯大學建築學院院長設計，學術主攻三個領域: 公共政策、經濟與商業、國際研究，以全英語教學，師資來自全球與中國的頂尖學者，目標在訓練美國與全球的未來領袖人才，以及幫助這些優秀年輕人才認識中國，這個獎學金制度是仿效設置在英國牛津大學的Rhodes Scholarships(美國前總統柯林頓曾獲得這個獎學金)，開放全世界的優秀人才前來申請，錄取配額美國45%，中國20%，其他國家35%，每名錄取者都獲全額獎學金資助。光是看這個學程的advisory board名單就夠嚇人的，多是世界知名的領袖人物與傑出人才(西方國家的前總理或國務卿、諾貝爾獎得主、跨國集團執行長、世界名校大學校長、國際組織領袖、全球知名藝術家等)，今年是成立的第一年，從全球三千多位的申請人中篩選再面試錄取111人，為第一批的Schwarzman Scholars，美國與英國被錄取者多是名校等級的(劍橋、牛津、哈佛、耶魯、史丹福、MIT、普林斯頓、芝加哥等)，其中也有四位來自臺灣(當然是被冠上Taiwan, China)，一位的學歷是上海交大，二位政大，一位新竹清華，但是沒有臺大，有點諷刺。

根據維基百科(英文版)，Schwarzman College與Scholarships的起源是北京清華的一位前任校長顧秉林(物理學家，瑞典皇家工程科學院外籍院士)曾經跟Schwarzman當面提出在該校成立一個培養全球學者(global scholars)的學程之想法，問他可否能幫忙，當時(2010)Schwarzman是擔任該校經濟與管理學院的advisory board(諮詢委員會)成員，(註: 臺灣的大學即使在校層級都沒有成立這樣國際化的advisory board，更不用說下至學院的層級)，後來經過幾番折衝，北京清華還持續派代表前往紐約拜訪Schwarzman，但是不久之後顧校長已卸任，其行政團隊也更換， Schwarzman經過深思，願意與北京清華接任的另一位前任校長陳吉寧(環境科學家，現任環境保護部部長)繼續討論，最終定案創立這個學院與國際獎學金，這在臺灣幾乎不可能發生，臺灣目前的大學校長們多數沒有如此的世界觀與使命感，更不可能寬宏大量去執行前任者留下來的想法。更難能可貴的是，北京清華的這二位前任校長都是理工科學領域背景的，而他們大力推動促成的這個國際人才培育計畫卻是政治社會科學領域的，這在臺灣更是不可能發生的事(以後再另文專談)。

在臺灣的媒體幾乎搜尋不到有關Schwarzman Scholarships的新聞，更諷刺的是這個獎學金的出資者Stephen A. Schwarzman執行長於2008年來過臺灣訪問，見過當時的蕭萬長副總統(根據總統府新聞稿)。二十年前，臺灣的大學還瞧不起大陸的大學，現在反而是大陸的大學遙遙領先臺灣的大學，臺大雖然仍是臺灣最好的大學，但跟北京清華相較之下，(全球排名)已經落後至看不到人家的車尾燈了。最近幾年臺大全球排名偶有退步，回應媒體質疑總是抱怨政府的補助不如大陸的學校，但我不知道二十年前的北京清華是否也這樣抱怨過他們的補助不如臺灣的學校。但很確定的是，如果只滿足於當臺灣的第一，那是會在全球的競爭趨勢下被邊緣化的。臺灣高等教育重要問題之一就在於缺乏遠見宏觀的領導人才。

偏遠的大學該如何生存?

以臺灣目前的情形，招生困難的問題對於地處偏遠的大學(東部、南部、離島)恐怕是很難克服的，根本之道還是在學術專業的本質上，有甚麼誘因或動機能讓學生願意到這個偏遠的地方來學習。首先，需要營造出這個學位的價值，可能至少要有名師的光環、辦學的績效、校友的口碑等，這需要大筆的投資與長時間的淬煉，炒短線不會有用的。其次，必須找出學校具備特色與競爭力的學科領域去發展，而不是盲目去發展熱門的科系，例如，如果學校位在一個除了觀光業之外幾乎沒有其他產業的農業地區，要去發展企管、經濟、資訊、電機、工程、生科等這類熱門或高科技領域，無異是緣木求魚，因為缺乏先天資源，難以吸引好的師資，無法與地方結合，學生畢業後更沒有就地實習、工作、或創業的機會，終究只是教育投資的浪費。反過來，偏遠地區可能有些特色，例如，原住民文化、地理景觀、地質、生態、森林、農業、海洋、漁業、觀光、藝術、人文等比較非屬熱門的領域，如果好好紮根，認真經營，很容易打出名號，吸引外地的人不遠千里而來取經或朝聖，慢慢能聚集人氣與傳播名聲，整個大學才有朝向正常發展的基礎。

偏遠的大學通常校園與附近自然環境很漂亮，但問題是，有多少人會只因為校園或風景很美而大老遠跑去念?美國的大峽谷或黃石公園都很美，假設在那邊都蓋一所大學，請問，有多少人會想去那邊念大學?用膝蓋想也知道是否定的，但是當初臺灣是哪些「天才」官員或決策主管硬是要把大學蓋在這些很美的荒郊野外之地呢?錯誤的決策比貪汙還可怕，但是既然蓋好哪麼多年了，怎麼辦?首先，交通問題與生活機能便利性必須解決，如果都做不到，一切免談。如果一個地方連搭公車都很困難，最近的民生消費娛樂中心也在十幾公里外，網路速度與手機訊號可能也不理想，在臺灣有多少年輕人願意到這樣的地方去讀書呢?

偏遠容易造成封閉，封閉則容易衍生怠惰與弊病，這是必然的，例如，師資結構上的近親繁殖、行政上的獨裁與馬屁文化、師生職工們容易養成混水摸魚的習慣，因為職員們易有「天高皇帝遠」的心態、學生缺乏競爭刺激、部分缺乏志向的年輕老師來到這種地方就好像準備等退休了等等。唯有營造開放多元的校園環境，多增加外來的學術專業文化刺激，才能減少這類的弊病。

招生不是靠宣傳，而是靠口碑，這跟餐飲業的概念很像，比如說，鼎泰豐還需要做電視廣告或其他行銷嗎?當它已經成為國際美食的一個代名詞，大家都忍不住爭先排隊要去體驗一下，重點在於他們做小籠包的那份堅持所營造出來的特色與品質，而贏得這種地位，而不是靠宣傳或包裝。偏遠大學內部再怎麼開招生會議去檢討如何招生是沒有用的，反而應該問自己，校內有甚麼樣的師資(注意:是師資素質與聲望而不是課程名稱)會吸引人家不遠千里而來就讀，如果沒有，那就等著被市場淘汰。這些學校的校級主管們如果領悟了，做些重大的改變與投資，或許還有救，反之，若還是渾渾噩噩，只會把責任推給沒有實質權力的系所主管或行政下屬而無所精進作為，恐怕沒救了。

節流(省錢)救不了經營的問題，很多餐廳經營做不出口碑或特色，為了降低成本而少開幾盞燈或減少空調使用，顧客反而更不會上門，結果通常是提早倒閉歇業，偏遠大學的主管們不妨多跟優質的餐飲業者學習經營之道。

研究所的招生困境

最近(2014.07.30)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網頁刊出一則新聞，有關今年(2014-2015)該校的研究所錄取率與報到率。今年該校的研究所共有10964個申請者(其中來自國外的申請學生有6004人)，最後總錄取1231人，錄取率約11%，跟往年差不多，而被錄取的人最終「接受」錄取者只有608人，換言之，「報到率」勉強接近五成(但「註冊率」則必定低於五成)，這個數據是很難讓臺灣的高等教育主管們想像的，而美國的研究所申請制度通常並沒有所謂的備取名額。普林斯頓大學在這則新聞還特別提到該校今年提高博士班研究生獎學金至每名每年29600元美金(相當約新台幣89萬元，還高於臺灣的大學教師平均起薪)。

為何以普林斯頓如此的世界級名校以及其各種優勢條件，其研究所的註冊率會低於五成? 其實，因為申請者可能同時也申請了其他同等級名校，最後放棄任一選項是很正常的。而且，不是每個進得去的研究生都能順利畢業，有相當比例是在半途會被淘汰的，換言之，更少比例的人最後能拿到這種名校的學位，突顯出這類學位的高價值與競爭力。畢竟，大學的經營與中小學非常不同，不是只靠學生所繳的學雜費收入來經營或以學生人數來衡量辦學績效。全球高等教育的發展歷史與現況都清楚顯示，唯有維持學術的高品質才能創造出卓越的國際聲望，也才能衍生出文憑的高附加價值。而維持學術高品質的最低標準其中一點即是招生的寧缺勿濫，因為高等教育絕非義務教育或補救教育。

希望教育部的主管官員們能看到這則普林斯頓的新聞，想一想背後的意義，以及臺灣的高等教育招生問題該如何面對與解決。最近以來，教育部屢屢拿大學的註冊率來「恫嚇」各大學，如果低於某一個數據(據聞註冊率的要求底線可能是七成)，恐怕會有嚴重懲罰性的作為(減招或降低補助)，逼得某些學校的主管再回去「威脅」校內招生數據比較難看的系所主管，搞得人心惶惶，教授與校院級行政主管之間「離心離德」。如果按照教育部目前的標準，普林斯頓大學研究所的註冊率是不及格的，讀者看了可能會問:有沒有搞錯啊?「荒唐」二字恐怕不足以形容目前臺灣高等教育的管理政策與思維。

臺灣目前某些學校的部分研究所錄取率或報到率都逐漸偏低的原因有很多，包含:過去十多年來研究生數量膨脹太快、少子化趨勢、學校或系所的成立歷史、所在的地理位置、科系屬性(冷熱門有別，專業程度有差)、生師比、獎助學金、校友表現、國內經濟現況、就業市場、社會氛圍、境外招生的準備尚未完善、環境的城鄉差距等等，非常複雜，且互有連動關係，不可能從單一數字標準就來衡量，希望教育部相關的主事官員們能多做一點功課，多培養國際觀的思維，也多一些同理心。否則，如果高教行政主管都只是看帳面上的加減乘除數據來決策，那任何一個具國中學歷者都足可擔任教育部官員或大學校長了。

從花蓮的石頭談起(三): 所謂的「七彩玉」其實是跟玉無關的工藝品

最近幾年拜大陸觀光客之賜，花蓮的玉石藝品市場異常的蓬勃，光看花蓮市區滿街的玉石藝品店數量比檳榔攤還要多，就知道這背後是大有問題的。試想，如果賣玉石藝品的店家數量都比檳榔攤或便利商店還多，這些店裡展賣的玉石藝品能有多高價值，恐怕值得懷疑。玉石藝品買賣過程通常存在很多的暴利、炒作、哄抬、欺騙等行為，全球皆然。有興趣的消費者除非做過很深的功課或透過可信賴的人協助，否則大多數都是當冤大頭比較多。

看到部分花蓮的政府官員、藝品業者與地方報紙在大肆吹噓「七彩玉」的價值，海峽對岸的媒體也傻傻地跟瘋，實在忍不住必須做一點地質科學上的澄清。首先，世界上或自然界根本沒有所謂「七彩玉」這種礦石，它是一個過度美化卻嚴重誤導的商業名稱，它跟「玉」一點關係也沒有。所謂臺灣花蓮產的「七彩玉」其物料主要是滑石(talc)與蛇紋石(serpentine)礦物的集合體或岩石(花蓮的確產有這二種礦石，但這二種礦物的硬度低)，經過「優化處理」(重點在染色)，人工處理的各種顏料透過蛇紋岩原本的岩石紋路(岩理，texture)擴散，達到視覺上很特別的絢麗效果。其實，若明說它是創意工藝品，還可以接受，但若故意誘導消費者，宣稱它是稀少而價值很高的玉石製品，那就是欺騙了。有些業者還故意把蛇紋石冠上「綠玉」或「墨玉」的稱呼，也是蓄意誤導的投機商業行為，因為蛇紋石根本不是玉。

滑石是藥妝品(例如，痱子粉)的原物料來源之一，蛇紋石(岩)主要用於裝飾造景石材(其角料在花蓮通常拿來舖人行道)，二者在工業市場上都是以噸計價的。這兩種都是低成本的原物料，在自然地質上經常產出在一起(滑石是蛇紋岩體邊緣經過與泥質或長英質岩石換質作用形成的)，並不是稀有礦石，就算花蓮禁採這類礦脈，進口同類原礦也不難，這樣的普通礦石經過人工處理做成花瓶之類的工藝品竟然可以賣那麼貴，還吹噓有收藏價值，或當成象徵尊貴的禮品，真的是既奇怪又好笑。花蓮號稱是「好山好水」，仍需要搭配有「好人文」，在玉石藝品市場去炒作、哄抬、欺騙絕對不是「好人文」，這樣的經營方式無異在殺雞取卵，再這樣下去，花蓮的名聲會搞臭掉了，終究受害最深的還是花蓮以及臺灣的形象。建議政府應該輔導業者們不要再用「七彩玉」這個誤導名稱，改取一個比較合宜的名稱，誠實為上，觀光產業才能永續經營。

臺灣高等教育品質不應該被招生問題綁架

最近幾年我在大學任教的課堂上免不了要提醒少數精神不佳的學生：「不要再睡了，否則醒過來就畢業了！」，這雖然是玩笑話，但卻反應出很真實的現況，更突顯了現今臺灣高教的窘境：招生問題已綁架了大學的辦學品質。這年頭，除了少數比較專業（例如某些理工或生醫等相關）的科系以外，多數其他科系的教授已經「不敢」把學生當掉了，除非是必修課（但必修課越來越少）。比較小的原因是，老師們擔心未來的課可能會有修課學生人數不足的問題(因為學校有設人數門檻)，於是多數老師們開始鄉愿媚俗去迎合學生；比較大的問題是，學校擔心招生不足，一方面降低入學門檻，另一方面又怕學生因成績差而遭退學，早把原本的退學制度搞到名存實亡，某些大學高層主管更公開「規勸」老師們對學生不要太嚴格（盡量讓他們能順利畢業），另外，還有某些研究所在職進修學位的浮濫等問題，加總這些亂象足以解釋為何現今臺灣的高等教育文憑已經貶值到新低點。

環顧全球文明發展史，高等教育從來就不是一種義務教育或補救教育，過去不是，現在不是，未來也不會是。換言之，不是每個人可進大學就讀，即使進了大學也不是每個大學生或研究生都能如願拿到學位。試觀臺灣的現況，有些可能只有國中程度的高中畢業生竟然能進入大學(且可能還是國立大學)，更誇張還能順利畢業，這種大學文憑如同廢紙一張，這個問題的最大根源即是高等教育被招生問題綁架。教育部近來以註冊率問題來「恫嚇」某些地理位置弱勢(以致招生上吃虧)的大學，這些大學的高層主管只好摸摸鼻子再回去「恫嚇」校內某些運氣剛好比較差(帳面數字難看)的系所(註:說來話長，有些系所的經營其實又被院與校掐得死死的)，教育部與大學校級主管的這類行政手段是極不公不義、不負責、且相當愚蠢的。試想，如果只是看帳面上的加減乘除數據來做決策，一個中學程度的職員即可，何需博士教授級的人來做教育部或大學的行政主管?這樣胡搞下去，其實是把大學當中小學來經營，為了求生存(去滿足教育部帳面上的要求)，只會逼大學去做更多加速高教文憑貶值的蠢事，整個臺灣的高等教育會提早崩盤的。

少子化的危機其實正是臺灣高等教育走向精緻化的絕佳契機。教育部應該放手讓大學去做內部自我調整與改善，包含諸如學費調整、師生員額、經費使用、系所特色等議題都應該大幅鬆綁。積極國際化可能是挽救臺灣高等教育的一個轉折點，臺灣的高等教育之師資與設備等基礎體質上是相當好的，大體而言是仍有國際競爭力的，但是師生比則略遜於西方國家的優秀學府，臺灣的少子化趨勢反而讓大學的師生比可以接近國際名校的層次，這其實是好的趨勢，另一方面剛好也可以修正過去大學與研究生人數過度膨脹的荒謬，為何不順勢而為，化危機為轉機?。臺灣過去經歷過農業的精緻化相當成功，中小學教育也朝向小班(人數)調整，現在臺灣社會上連吃碗拉麵或喝杯咖啡都非常講求精緻或不惜成本，但為何高等教育辦學非得堅持「大鍋炒」與「低成本」的老路不行?希望教育部與大學的高層主管們能夠把臺灣高教發展的根本問題看清楚一點，想遠一點。

從花蓮的石頭談起(二): 所謂的「墨玉」並不是玉

最近部分的花蓮玉石業者在大力的推銷一種號稱新發現的玉石品種，即所謂的「墨玉」，其實是色澤較淺綠且近半透明的蛇紋石(serpentine)伴隨著深色不透光的磁鐵礦(magnetite)斑點，形成滿特別的色彩與紋路，據稱由台北某博物館的研究人員命名為「墨玉」，為了行銷其商業價值，花蓮的玉石業者與藝術創作工作者為這種所謂的「臺灣墨玉」開始積極的行銷。其實從礦物學或從科學教育的角度來看，這個名稱是很不適宜的。因為，它根本不是玉。在科學(礦物學)上，玉(jade)的定義只有二類礦物，一是輝石類(pyroxene)(輝玉，jadeite)，另一是角閃石類(amphibole)(閃玉，nephrite)，臺灣著名的花蓮豐田玉即是一種閃玉。雖然，中文的礦物名詞尚有剛玉(corundum)、黃玉(topaz)等二種礦物也有玉這個字，它們其實也不是玉，但仍屬於寶石類的礦物(藍/紅寶石、黃寶石)，因為它們稀有(所以珍貴)，且硬度非常高，因此經濟價值仍高。蛇紋石並不能算是寶石類的礦物，因為其地質產出相當普遍(並不稀有)，其硬度也比地殼常見的矽酸鹽類礦物低，因此經濟價值並不高。臺灣的花蓮豐田玉雖然經常與蛇紋石伴生，但二者的成本價值相差至少幾十倍以上。最近在一些市面上或展場上，看到所謂的「墨玉」的標價竟然與豐田玉的價格不相上下，這顯然是一種魚目混珠的投機商業行為，更令人驚訝的是竟然有政府單位如礦務局、博物館、與國立大學等為這種錯誤的名詞與行銷背書，這是非常離譜的事。國內也有許多玩石(賞石)愛好人士或藝品業者把所有看似美麗的石頭都泛稱為「玉」，實在也是令人啼笑皆非。

虛浮與官僚的文化正在腐蝕大學的根基

不知從何時開始，虛浮與官僚的文化進入了大學校園，情況越來越嚴重。虛浮者也，例如，某些大學教師完全沒有某學術領域方面的訓練背景、實務經驗或學術著作，對內也可以指導學生做那方面的研究題目，對外還可接政府部門相關方面的計畫案，甚至擔任重要案件的審委，或者在媒體上以專家學者自居，輕者誤導大眾視聽，重者造成政府錯誤決策。大學校園有不少這樣的教授，教導出來的學生大概也會有樣學樣，結果無論是何種文憑都可能沒有該領域應有的水準，因此，文憑貶值是必然的結果，相類比之，目前社會爆出一堆食品安全的問題其實一點都不意外，虛偽的教授與黑心的商人一樣都在欺騙，一樣都在圖謀私利(或名或權)而罔顧後果。如果連最應注重內涵實質的大學都走向虛浮風氣，國家社會的基石已腐蝕了一大塊。

另一種虛浮風氣是大學也跟著社會的某些陋習走，喜歡表面化的裝闊，或者無意義的好大喜功。最代表的是拼命地辦活動，不管有沒有實質(學術研究成果)或效果(教育推廣)，但只要能把場面辦得風風光光，高層長官與應邀貴賓看了高興覺得很有面子就好。於是就得做些事如:插旗子掛布條、張燈結綵擺花籃、敲鑼打鼓(發佈新聞，但焦點永遠是高級長官)、準備伴手禮或紀念品、加製工作人員的T恤或背心、動員教職員生參加撐場，感覺這跟選舉造勢沒有兩樣，耗盡人力虛擲金錢，既不環保也無意義，這是大學校園應有的文化嗎?

官僚者也，大學的行政管理體制日益走向中央集權，經費與制度各項決策權都掌握在極少數的高層主管手中，決策過程的透明度則是越來越低，於是衍生出類似政府官僚體制的文化(官大學問大)，次一級的主管得看上一級的主管臉色做事，於是下位者必須討好上位者以求生存，結果是，越能體察上意者越吃得開(馬屁文化)，敢有異議者大概官位會不保。如果大學校內的所作所為必須考慮「政治正確」或處心積慮去「體察上意」，請問，這樣的大學還奢談甚麼卓越?創新?

以上所述的情形，並非所有大學都一樣，但衍生的結果通常會反應在一個大學的學術聲望與辦學績效。虛浮只是泡沫，官僚必致腐化，有這種校園文化的大學恐怕是無法永續經營下去的。

臺灣的媒體需要培養國際觀

近年來很常聽到一種反省，臺灣的人普遍缺乏國際觀，不論是哪個階層(官員、老百姓、大學生等)，原因當然有很多，但我覺得最根本的是臺灣媒體非常缺乏國際觀。臺灣的媒體之向下沉淪已久，多數新聞報導的內容深度日益膚淺且民粹，視野更是跳脫不離台北，國際觀這個概念在媒體本身幾乎是不存在的，這樣的閱聽環境之下，臺灣的民眾從何能培養國際觀?

我在美國求學時，印象中史丹福大學有一個提供給現職媒體工作者訪問進修的獎學金，憑著一點記憶，在網路上很快查到它，其全名是John S. Knight Journalism Fellowships at Stanford，該獎學金自1967年開始，每年開放給來自全美以及世界各國的各類大眾傳播媒體工作者申請。以史丹福大學的全球學術聲望以及位在加州矽谷這個研發與創意的聖地，此program的功效與影響絕非一般的學位進修可比擬。由於其網站保存了自1967年至今所有的fellow名單，我好奇地瀏覽過一遍，順便做個簡單統計，只統計來自東亞幾個臺灣鄰國或地區，結果頗令人驚訝。

在這近五十年的所有錄取fellow名單中，依數量排序: 韓國19位、中國大陸16位、日本13位、菲律賓8位、香港5位、 新加坡2位、臺灣1位。臺灣唯一的一位是在1991年，而且從名字判斷該媒體人早轉型為南部地方政治人物。換言之，過去二十三年來再沒有任何臺灣媒體工作者被這個program選為fellow去進修(但不知道是無人申請或未被選上)。誠然，這個取樣未必有完全的代表性，但也可能是反映出問題的冰山一角(韓國:臺灣竟然是19:1)。

相對於東亞各國，臺灣在國際主流媒體的新聞能見度是最低者，很巧與上述的統計有相關性。國際的媒體似乎越來越不關注臺灣，臺灣的媒體本身又欠缺國際觀，難怪臺灣越來越邊緣化。缺乏國際觀的原因不需要都推給國際政治現實或國內市場需求(觀眾喜好)等，有理想有抱負的臺灣媒體人可以試著去申請看看(最新一屆2014-2015的國際申請者網路申請是2013年10月1日起至12月1日截止)，到這個世界級的學術殿堂去接受創意刺激與文化洗禮，也許既能充實增廣見聞又能幫助提升臺灣。

多教育民眾地球科學常識會比花百億工程建設有效

四年前(2009年8月12日)我寫了一篇「面對天然災害，台灣更應重視地球科學的研究與教育」，大概沒有多少人看到，但其內容對照這兩天的新聞(淹水與土石流造成災害)，仍然是適用。台灣島常見的自然災害諸如颱風、豪雨、淹水、土石流、山崩、落石、地震、地層下陷、海岸侵蝕等，全部都在地球科學研究與教育的範圍內。多年來政府可能花了百億經費在所謂的治水或防災工程，但很多原因，包含天然與人為的因素，會局限了這種工程(與政治)思維作法的效果。事實上，治水或防災這二個中文名詞其實有點誤導，從科學上嚴格來講，人類尚無法真正「治」水的，災害更是不可能「預防」的。所以，應該不是防災，而是避災或減災。

對地質學家而言，臺灣有這麼多地質相關的自然災害一點都不意外，因為那是必然的結果，臺灣島有幾項紀錄是世界名列前茅的: 短時間降雨量高、每年颱風數量多、地殼抬升速率快、地質侵蝕速率快、地震發生頻率高、板塊造山運動極年輕、人口密度高等，很不幸的，這些因素加總起來，足以讓臺灣永遠深受天然災害威脅。人類的力量尚無法對抗大自然，能做的只有多認識大自然循環運行的道理，盡量不要成為它在循環運行過程中的犧牲品(就算世界上沒有人類，依然會有前述的所有自然現象，災害只是對人類而言)。

在醫學上，有些疫苗打了確實可以讓人類免於某些疾病的威脅，但要身體健康長壽，還是得靠自己多注意飲食、保持運動、了解自己的身體狀況。一樣的道理，任何政府的防災或治水工程，只像是打了幾劑昂貴(但可能未經臨床實驗證實的)的注射疫苗，並不能保證從此免於天然災害的威脅。如果政府決策者、工程單位、媒體、老百姓，能多懂一點地球科學的科學常識，例如，會留意氣象報告、知道如何閱讀科學訊息、了解土地的特性等，自然會在政府做政策決定時、工程人員做設計規劃時、媒體在取材新聞內容時、民眾在選擇居住環境等關鍵時刻，做出比較正確的判斷或反應。很可惜，每次發生天然災害之後，臺灣總是淹沒在政治口水中模糊了焦點，歷史只好不斷重演。

教育民眾地球科學的常識並不需要花多少錢，中小學教育多落實一點，大學教育在通識課程去加強，再結合一些政府研究機構去做科普推廣，效果應該會大過於花百億在工程建設上，希望有人能聽得進去這個簡單的建議。

高等教育的問題出在哪裡?

昨天聯合報有關高等教育願景的專刊登了一小段我的訪談，今天上午即接到學校秘書室的關切電話，問我有沒有甚麼需要澄清的地方，我說不需要啊，但心裡想: 唉，完了，可能變成黑名單了，晚上即收到校長寄給全校教職員的一封信，很長的內容很多似乎只是欲駁斥我訪談的內容。老實講，我感覺被賞了一個大耳光。

這讓我想起了某次校內舉辦所謂座談的場景，一位老師舉手發言講不到三分鐘，立即被長官打斷，長官說你錯了，我告訴你應該是這樣才對，結果長官一講，講了近半小時，之後就沒有多少老師想舉手了。類似的場景不斷重演，之後我都不想參加任何非必要的校內會議了。

聯合報刊出只是訪談的部分剪接結果，雖然我不完全滿意他們的標題與部分用語，但我想尚可以接受，也不需要澄清甚麼，畢竟我所說的只是一些事實的陳述與意見的表達，我的原意與刊出的文意，基本上並沒有負面的意思或動機，純粹點出現況與難題，有些事情大家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去解讀。

高等教育的問題出在哪裡? 我想其中之一大概在於: 大學的老師們在校內被當員工看待，員工只能聽公司(老闆)的話；大學的學生們，在校內被當顧客看待，顧客永遠是對的，而員工隨時會被顧客客訴，也得常常被老闆訓話。這樣的大學會卓越嗎?這樣的大學畢業生有競爭力嗎?

我只是一個沒沒無聞的平凡科學家，在這個學術的沙漠(花蓮)中默默地耕耘，我對學生的付出遠比對我自己的孩子還多。我不期待得到任何掌聲，但也不希望被人隨便亂扣帽子。這個因訪談產生的美麗誤會(可能對東華大學的某些長官而言)，希望到此為止，大家不需要再耗費時間在唇舌之間。

從花蓮的石頭談起 (一)

花蓮的美麗與哀愁都與石頭脫不了關係。由於地質的因素，花蓮的山脈蘊藏許多台灣西部少見的礦物與岩石，例如，閃玉(俗稱:豐田玉、台灣玉)、含薔薇輝石的岩石(俗稱:玫瑰石)、蛇紋岩、大理岩(俗稱:大理石)、含藍閃石的綠簾角閃岩或片岩(俗稱:竹葉石)等，發展出一些相關傳統產業，如採礦業與玉石藝品加工買賣等產業，也為觀光產業帶來一點邊際效益。花蓮縣政府喜歡宣傳「花蓮是石頭的故鄉」，如此說法在台灣的確也屬實。板塊運動、地質與地理的因素，型塑了各式地形地貌，使花蓮有許多山海美景，例如太魯閣峽谷、清水斷崖、七星潭海岸等。然而，同樣也因山脈裡巨大的岩石與地層衍生的地形，阻隔了花蓮的對外交通，造成長期以來建設落後、缺乏產業與工作機會，導致年輕人口外移。石頭也造成許多自然災害，例如，蘇花公路與中橫公路的落石意外造成人員的傷亡，近年來時有所聞，豪雨風災與地震造成土石流或山崩，巨大的岩塊與砂石也毀壞不少家園與生命。石頭對花蓮而言可以說是二面刃: 好的一面是帶來商機與蘊存美景，壞的一面是造成封閉落後與自然災害威脅。如何面對這個這個矛盾，還需要考驗地方與中央政府的智慧。

花蓮有很多人喜歡賞石或玩石，無論是所謂的奇石或雅石，多是從外觀的紋路或顏色去想像所謂的意境，幾十年來一直停留在憑空想像的擬人(物)化的層次，很可惜。花蓮市的幾個公共展場每年有許多與石頭相關的展覽，幾乎年年場場都大同小異，多數停留在素人層次的欣賞，幾乎沒有人進一步去了解這些石頭背後的科學成因與意義，頂多只是重覆轉載一些非專業文獻的隻字片語，通常有許多轉載並不正確。大學與中小學的教育也未能善用這些大自然賦予花蓮的地質寶藏去做教育紮根或學術發展的工作，原因之一，可能是缺乏地球(地質)科學相關的師資或單位。從地質與礦物岩石的角度而言，花蓮是全台灣最好的天然教室與實驗室，但實際上在教育與社會的觀察而言，現況實情並不能反映這個天然的優勢，但願各級教育主管單位與地方政府有決策權的人能注意到這個問題，早日有所積極作為。

台灣的高教文憑快速貶值

今年(2012)的畢業季節時，我注意到一個有趣的數字對比，花蓮的東華大學與美國的普林斯頓大學在同一個周末舉行畢業典禮，新聞稿中都有提到畢業生人數。東華大學有169位完成博士學位、1769位獲得碩士學位、1684位取得學士學位。普林斯頓大學則授予351位博士、481位碩士、1230位學士學位。東華大學年產出的碩士與學士學位數量高過普林斯頓大學，這樣的統計數字反映出甚麼訊息?

在台灣有很多人還不知道東華大學在哪裡，甚至沒聽過這所大學，而普林斯頓大學是歷史悠久的全球名校(註:剛出爐的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中排名名列全美第一)，二者的知名度、年經費、軟硬體設備、教師人才、地理位置、創校歷史等均無法相比，入學學生素質當然有天壤之別，所以無法放在同一個量級來比。但是，翻開花蓮的地方報紙徵才廣告，絕大多數的工作機會最高只需高中職即可，請問這些每年數以千計的東華大學畢業生若想留在花蓮工作可能嗎? 這些畢業生有足夠自信與台灣西部的大學畢業生競爭嗎? 有能力到國外去發展嗎? 反過來說，為什麼類似的疑問不用懷疑到普林斯頓的畢業生身上?

這邊的問題並非只在東華大學本身，其他台灣的大學多數一樣在做加速高教文憑貶值的事。但是從教育部到各大學的高階行政主管均視若無睹，幾乎很少有高階主管願(或敢)支持學術嚴格把關的最基本原則，自我要求高或堅持學術品質的教師反而被長官冷落、被同儕排斥、被學生封殺、被制度羞辱，根本很難生存，只有逐漸被反淘汰掉。粗造爛製、虛有其表、鄉愿媚俗的文化在台灣的高等教育體制內早已是主流，這樣的結果當然是台灣高教體系逐步走向自我毀滅，崩盤的時間恐怕不遠了。手中握有權力的大學行政主管，有誰在乎嗎?

大學的發展沒有捷徑

如果檢視國外一些名校大學的發展歷史，我們會發現某些共通點，例如，創辦者與後續經營者都有辦學理念的堅持，希望聘得最傑出的師資、吸引最優秀的學生，並提供他們最佳的研究與學習的基礎建設，保持一個開放自由的學風與校園環境，但是成效通常需要至少數十年才能慢慢看出。台灣目前的幾個國立大學名校，並非真正依循類似模式發展，反而因早期的高教資源與師資集中、學校地理位置的優勢、或政治與歷史淵源因素等，造就其國內的獨尊地位或市場壟斷，但也因此造就了半封閉式的學術近親繁殖系統，難與國際接軌，始終無法吸引國外一流的人才與學生前來，自然連國人也不相信有所謂能進入世界百大的夢想。自九零年代之後大學數量膨脹，資源稀釋、生源減縮、經費分配與學術評鑑制度改變等因素，更加速國立大學之間的M型化，許多新設或改制的國立大學根本難與前述老招牌大學競爭，遂致強者越強，弱者更弱。

於是，很多奇怪的現象就開始出現了，這些後段班的國立大學幾乎少有辦學理念堅持，只求招足學生即可，各種評鑑的表面工夫能度過就好，無發展願景、無學術專業原則、無品質堅持，好像廉價的複合式餐廳經營，任何不相關的餐飲菜式都能賣也隨時都能改菜單，但沒有一樣料理可以算得上道地，這樣的店多數會提早結束營業。而為求爭取學校的知名度或曝光率，某些學校從高層學術主管到各級老師，大家積極想在媒體上搏版面，不外乎學校辦些非學術的媚俗熱鬧活動，或是大拜拜式的所謂學術研討會；學校主管們利用其行政頭銜或教授們透過熟識的媒體發表些非其專業的評論或投書，雖然用意可理解，但多是淺碟式的東西，釣名沽譽者遠多於表裡一致者，不務正業者遠多於學有專精者，說再多也無助其所屬大學的正常發展，但上樑不正下樑歪，學生可能會跟著學壞榜樣，整個校園風氣向下沉淪也就不足為奇了，惡性循環只是導致其與前段班大學的距離越拉越遠。

大學的發展沒有捷徑，需要長遠的人才與基礎建設投資、學術專業研究的深化、辦學品質的堅持、以及時間的試鍊。如果不能領悟這個道理，所有的搶短線爭曝光，都只是曇花一現，掩飾不了這些學校無法永續經營的可預期結果。

大學生的M型化

上學期臨時被邀請在台大幫忙客串了幾星期的課，教到一批大四的學生讓我感到非常驚豔，教書十年來未曾遇到這麼有主動求知精神與高度學習興趣的學生，不僅不輸當年我唸書的那個世代，甚至有超越的部分，連台大的系主任也對這屆大四生稱譽有加。我猜他們未來不論往學術或專業去發展，應都有機會發光發熱，(但若要與所謂全球百大的名校生競爭，恐怕尚有一小段距離)。時下一般媒體與社會輿論對大學生的世代多有批評，但是即使同一個世代，他們其實呈現出兩極化的現象，多數人看到的是向下退化的族群，遂有一代不如一代的感慨。但我相信在前段學校裡的學生，多數並不會如此，反而有許多更聰明、更有創意或更積極的年輕人才，等待發掘與培養。

我目前服務的大學，在臺灣可能屬「中偏後段」的國立大學，據我的觀察，招進來的學生素質逐年每下愈況，(在臺灣，學校的地理位置往往決定了招生的宿命)，最近二年看來，論資質或程度，約有一半的學生是根本不應該進到大學的，更遑論是國立大學。資質差並不是問題或原罪，肯努力學習仍然有許多機會，甚至未來演出「逆轉勝」(我的確教過如此的學生)。只可惜這個校園的學生很少想要努力向上的，但求能混過去就好，混不過去就逃或躲，因為他們普遍沒有太大的經濟壓力，也不知道未來要做甚麼，更不知道自己的興趣在哪裡，當老師的再怎麼賣力認真的教學與輔導，結果好像沒有差別，每學期面對許多臉無表情或毫無反應的年輕面孔，頗令人洩氣。兩相對照之下，資質好的前段大學學生很有學習動機也很用功，資質差的後段大學學生完全沒有學習動機也不用功，當然呈現M型化的現象，這樣的發展趨勢未來會如何其實很容易預測的。

感念胡忠恆教授

我唸師大地科系時，至少修過胡忠恆老師教的古生物學與地史學二門課，這些課也都包含了實習與野外考察。雖然胡老師當時的年紀已接近退休，但是我們都非常喜歡胡老師，常去他家裡閒話家常、包水餃或吃蛋糕，師生關係非常好。胡老師上課態度認真嚴肅，說話卻有時幽默直爽，幾乎每堂課都有小考，胡老師每次上課一進來，首先面無表情地發下每人一張回收的影印紙當作答案卷，再轉過身去迅速寫下幾題專有名詞(英文)或問答題在黑板上，大家旋即低頭振筆疾書，幾分鐘的小考結束立即上課。所以，胡老師課前的一天晚上，我們都會在宿舍裡看書複習。胡老師做學術研究非常投入，那時的師大分部理學院大樓在晚上時段是看不到幾間研究室燈是亮著的，通常其中一盞是胡老師的研究室，他經常工作到很晚才回家。

胡老師是大學時代對我影響最深的老師之一，雖然之後我沒有往古生物學的學術方向發展，但畢業後我能出國留學與選擇學術研究為工作興趣，胡老師的啟發與鼓勵是非常關鍵的一股力量。胡老師常常對我們說，年輕人應該到國外去看看，而且他上課使用的原文書有許多國外的地質介紹與圖片(當時都是非原版的黑白印刷)，讓我有想到國外看看的強烈動機。胡老師做事很有原則，對學生要求很高，記得大四的專題報告，他經常要求我們上台時的服裝儀容，也提問很嚴謹的問題。印象中，胡老師曾經在某個場合說:「有錢，做有錢的研究；沒錢，做沒錢的研究」，這裡的「錢」指的是研究經費，當時大學生的我尚未能理解其含意，現在自己身在學術界的江湖中，卻是點滴在心頭。

我學成回國之後，曾經去探望過胡老師一次，最近幾年因忙，且遠居花蓮，鮮少再訪老師。偶然幾次在地質年會會場遇到師母，才能簡短詢問老師的近況。今年夏天原本心裡還想著該找時間去探視一下胡老師，但完全不知道老師已經病情相當嚴重，沒想到胡老師在九月中旬往生了，享年八十七歲。胡老師高壽仙逝，留給學生後輩的是他一生治學嚴謹與教學嚴格之典範。雖然最近工作很忙，我還是前往台北參加他的追思禮拜。據師母轉達，胡老師生前囑咐，要求前來出席追思禮拜的師大校友必須唱師大校歌來送他最後一程，胡老師愛校的精神，令人敬佩，師大也應該以曾有這樣的一位教授而感到光榮。雖然畢業二十年未曾再唱過校歌，但當我望著追思會場提供的歌詞時，很快就想起旋律該怎麼唱，然而當儀式進行到這一段最後送行時，我卻眼眶突然濕潤，嘴唇不聽使喚，一句也唱不出口，可能對胡老師仍有些難以割捨的懷念吧，只能心中默念祝禱老師永遠安息。

感謝胡忠恆老師過去對我的教導與鼓勵。

蔡金河 (師大地科系七九級) (照片: 大約1990年於胡老師家中合影)

演講訊息: 玉的地質

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的喬治‧哈洛(George Harlow)教授即將來台訪問，在6月18日(五)下午二點於花蓮東華大學美崙校區體育館國際會議廳將有一場科普的公開演講，講題是「玉的地質」。哈洛教授是全球玉石地質研究方面的重量級學者(簡歷如下)，他近年的研究區域遍及緬甸、瓜地馬拉、德國、加拿大、古巴等地，此次與他同行前來台灣的尚有日本岡山大學的Tatsuki Tsujimori教授，兩人都因慕名花蓮豐田閃玉而首次造訪台灣。二位國際玉石地質專家同時蒞臨花蓮，機會難逢，這更是哈洛教授此次台灣行唯一的一場大學校園公開演講，他預計將珍藏絕美的玉石照片以及至全球各地研究玉地質的經驗與觀眾分享，歡迎對玉石有興趣者踴躍前來聆聽與交流。我們雖然沒有提供同步翻譯服務，但會適度整理做重點翻譯或補充解釋，若聽眾有相關問題我們可以代為個別翻譯提出。本活動也計入公務人員學習或教師研習的時數。

演講活動聯絡人: 蔡金河老師 tsaich@mail.ndhu.edu.tw 03-8227106 ext 2172

喬治‧哈洛教授簡歷
哈佛大學學士、普林斯頓大學博士
哥倫比亞大學教授
美國紐約自然歷史博物館資深研究員/教授
美國礦物學學會會士(MSA Fellow, 1996)、秘書長(2004-2006)、傑出公共服務獎章得主(2003)
國際礦物博物館專業學會(SMMP)理事長(1993-1996)、監事(1993-2005)

很可惜的花蓮石藝大街

花蓮有一個非常具特色的玉石市集叫做「石藝大街」，但是全台灣的人或國內外到花蓮的觀光客卻很少有人知道它，非常可惜。主要因為石藝大街的位置稍嫌偏僻，周邊也缺乏良好規劃，旅行社不願意安排旅行團到這裡參觀(真正原因大家可以猜的出來)，雖然離市區很近，也每晚有原住民歌舞表演，很可惜經營的狀況似乎不如預期且每下愈況。

石藝大街有大約三十個左右的展售玉石及飾品的小商店集中在一起，除了花蓮特產的豐田玉(台灣玉)與玫瑰石以外，也有來自世界各國的各式礦石、玉石、或化石的原石標本或加工品。台灣在玉石飾品加工方面的技術非常優，絕對有國際的水準，而且售價也相對比國外低許多，石藝大街提供給大眾一個非常好的參觀與選購環境，不僅原料來源比較不需要擔心，價格也不會亂哄抬，任何對花蓮的玉石有興趣者應該到此一遊。我過去幾次帶外國朋友來此參觀，他們都讚嘆不已，買了不少紀念品，連呼物超所值，一位歐洲友人回國之後寫信來要求我再幫他多買，另一位美國人第二次造訪花蓮則指名一定要再到石藝大街買禮品回去送家人。

若要讓石藝大街能發揮它的功能與特色，我認為其周邊必須重新規劃(目前給人昏暗偏僻的感覺)，並製作一個資訊充足的中英日文網頁，而且，不需要安排原住民歌舞表演的活動(因為: 想買玉石的人大概不會想看歌舞表演，想看歌舞表演的人大概不會想買玉石)。另外，應該想辦法固定舉辦有特色的活動，例如: 礦石展(吸引全世界喜愛礦石的玩家前來)、玉石DIY工作坊、結合賞石、品茶與美學藝術等之類的文化休閒活動。最近花蓮很多短視的商家選擇在飯店旅館附近個別開起玉石商店，目標鎖定大陸觀光客，這是殺雞取卵式的經營方式，到最後絕對會減低了花蓮玉石的吸引力與形象，不值得鼓勵。

從阿爾卑斯山到台灣

上星期有十多位來自德國七所大學與研究機構的地質科學教授學者前來台灣，與國內的同行進行雙邊學術研討會，主題與造山運動有關。我應德方的籌辦者之邀請參與這項在台大舉行的盛會，聆聽二天的研討會報告與討論。這些德國學者都是研究歐洲阿爾卑斯山地質的專家，不遠千里來訪，主要是想實地看看台灣年輕造山運動與伴隨的地殼演化現象。從演講與報告過程中，可看出他們認為台灣與阿爾卑斯山的造山運動演化有許多類似之處，以及感受他們對新學術題材的好奇與認真，有一位波茨坦大學的教授甚至很認真地邀我明年進行共同合作研究計畫。

研討會結束後有一趟為期四天的地質實察旅行，全部行程大約涵蓋近半個台灣島，其中在東部花蓮的時間就佔近兩天，這個行程安排主要是德方要求選擇的，可見台灣東部與花蓮的地質環境確實是具有國際等級的吸引力，再次印證了我先前(以地質行銷花蓮)的主張。

下個月還有另一位美國的教授，將帶著他的博士生前來花蓮與我討論合作研究台灣造山運動的工作細節，他們過去則是研究美國阿帕拉契山地質的專家。我過去研究課題主要在中國大陸秦嶺與大別造山帶的變質岩地質，近年來因工作移居花蓮，慢慢開始做一點台灣東部的研究。讓我非常驚訝的是，過去五十年來，有關台灣造山運動演化特別是變質岩的部份，仍然有許多的科學謎題未解，已有的研究成果解析度也相當初略，而且最近二十年來變質岩石學相關的研究工作幾乎停頓，與全球學界的現況有很大的落差，這部份未來我與我的學生應該可以略盡一點棉薄之力。

看看這些歐美的大學師生與學者對台灣的地質題材產生興趣，千里迢迢來進行研究，不禁令我反思台灣的情形。畢竟，我目前服務的大學在國內只能算中後段班，而且連真正相關的(地科)系所都沒有，我的研究團隊目前像是自力更生的個體戶，不但沒有博士後或博士生，僅有的碩士生也全是文組背景半路出家的，研究經費更是相形見拙，實在不敢奢想太多。倒是很好奇，國內那些號稱「研究型」或所謂「卓越、頂尖」大學或研究機構，享有全台最優的人才、設備、經費、基礎建設等資源，但其中有多少教授或學生會對台灣以外的研究題材感到興趣進而實地前去做研究的?初步看來是非常稀少的。就視野或格局來看，台灣的「卓越、頂尖」大學仍遠不及先進國家的同儕，這方面需要廣納全球的人才前來，拋棄短視設限的思維習慣，才可能慢慢改善。

面對天然災害，台灣更應重視地球科學的研究與教育

莫拉克颱風為台灣南部與東南部帶來的大淹水與土石流災害，的確是幾十年來罕見的慘況。平心而論，處處破表的單日降雨量，其實是百年少見的極端氣候，說是天災其實並不為過。誠然，一定有許多人為(特別是各級政府方面)的不夠完善，甚至疏失，未能讓災情獲得最及時的救助，相信台灣整體社會必能從此學到一些經驗與教訓。各界輿論媒體紛紛提出檢討與建議，乃至民間發揮愛心關懷與實際行動救助等，除了感同身受之外(我的家鄉在高雄)，在此無須重複媒體已有或大家熟知的訊息。我想提出一般人比較不了解的是，地球科學的專業研究對防治天然災害的決策與實踐其實非常重要，在全民防災常識的養成教育中也是急需補建的一個區塊。

簡單來講，台灣島常見的天然災害諸如颱風、水災、土石流、山崩、地震、海岸侵蝕等，其實都是包含在廣義的地球科學的範圍內，可惜的是，台灣社會長期以來的升學主義與功利價值觀，在中學階段普遍認為地球科學非主要升學科目，在大學則認為非就業熱門科系，地球科學的研究與教育在台灣並沒有受到該有的重視與投資。相當諷刺的是，從地球科學的角度來看，台灣所在的地理位置、地質條件與氣候環境相當特別，衍生出許多自然現象，諸如驚人的短時間降雨量、頻繁的地震與颱風、快速的地殼抬昇、山陡地狹的地形等，不僅超越了國外教科書的常見數值，各種環境條件加總起來更是埋下了天然災害必定發生的宿命，未知的只在於何時發生與情況規模而已。

防治天然災害不能光靠工程技術與政府預算，缺乏對大自然進行科學研究與長期監測，再多的預算補助或是再完美的施工技術，都可能功虧一簣。簡單舉一個例子，絕對不是每一條河流的特性都一樣的，背後的影響因素包含該特定地區與附近的地質條件、地形、地下水位、土壤、植被、氣候狀況、河道型態、當地人類的活動等等，每個因素之間可能還彼此交互影響，相當複雜，而且別忘了大自然環境會隨時間而改變。美國有USGS(地質調查總署)與NOAA(海洋暨大氣總署) ，這二個政府科研機構裡面有龐大的科學家研究人力與預算設備，為政府與民間提供地球科學與環境相關的科學資訊與教育推廣。台灣勉強相對應的有經濟部下轄的中央地質調查所(您聽過嗎?)與交通部下轄的氣象局(最近常挨罵)，但其專業人力與預算規模，跟USGS及NOAA比起來，恐怕是陽春到不行，當然無法期待能發揮多少任務功能。台灣幅員不大，未必需要像美國那樣大投資養好幾個政府科研機構，但是，目前我們的政府相關機構分工過細、位階太低、彼此管轄業務又常有重疊或模糊地帶，更關鍵的是缺乏足夠專業科學研究人力與經費設備，導致經常必須把相關研究工作大量外包給大學學術機構，這樣的結果不但權責更難釐清，政府單位自己也逐漸失去了專業的判斷能力，其實是兩頭空。整合政府相關部門已有的次級單位成立一個專業科學研究總署，倒是一個可以考慮的選項。

普通地質學或地球科學概論是大學地科相關科系常見的必修科目，只要修過一門這種基礎學科，很容易就能知道為什麼某些地方常有地震，某些地方容易淹水或土石流，哪些地方不適合居住或開發，建設工程需要考慮哪些地質環境因素等。這些地科的常識往往表面上看似很簡單，具數學或理工背景很強的人經常不屑一顧，但它的實用性很高卻常被忽略，如果上至做決策的人(如院部首長)，下至老百姓住民，他們在做決策時(前者如國土規劃政策，後者如選擇居住或開發的地方)，腦子裡有一點點地科相關的常識，絕對可以比完全不懂者降低至少一半的天然災害風險。在大學教育裡多注入一點這方面的投資，政府需要花的預算每年可能幾百萬即可，但效果絕不亞於投資千億在治水工程上。

亡羊補牢尚未晚，希望政府未來能更重視地球科學的研究與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