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教育品質不應該被招生問題綁架

最近幾年我在大學任教的課堂上免不了要提醒少數精神不佳的學生：「不要再睡了，否則醒過來就畢業了！」，這雖然是玩笑話，但卻反應出很真實的現況，更突顯了現今臺灣高教的窘境：招生問題已綁架了大學的辦學品質。這年頭，除了少數比較專業（例如某些理工或生醫等相關）的科系以外，多數其他科系的教授已經「不敢」把學生當掉了，除非是必修課（但必修課越來越少）。比較小的原因是，老師們擔心未來的課可能會有修課學生人數不足的問題(因為學校有設人數門檻)，於是多數老師們開始鄉愿媚俗去迎合學生；比較大的問題是，學校擔心招生不足，一方面降低入學門檻，另一方面又怕學生因成績差而遭退學，早把原本的退學制度搞到名存實亡，某些大學高層主管更公開「規勸」老師們對學生不要太嚴格（盡量讓他們能順利畢業），另外，還有某些研究所在職進修學位的浮濫等問題，加總這些亂象足以解釋為何現今臺灣的高等教育文憑已經貶值到新低點。

環顧全球文明發展史，高等教育從來就不是一種義務教育或補救教育，過去不是，現在不是，未來也不會是。換言之，不是每個人可進大學就讀，即使進了大學也不是每個大學生或研究生都能如願拿到學位。試觀臺灣的現況，有些可能只有國中程度的高中畢業生竟然能進入大學(且可能還是國立大學)，更誇張還能順利畢業，這種大學文憑如同廢紙一張，這個問題的最大根源即是高等教育被招生問題綁架。教育部近來以註冊率問題來「恫嚇」某些地理位置弱勢(以致招生上吃虧)的大學，這些大學的高層主管只好摸摸鼻子再回去「恫嚇」校內某些運氣剛好比較差(帳面數字難看)的系所(註:說來話長，有些系所的經營其實又被院與校掐得死死的)，教育部與大學校級主管的這類行政手段是極不公不義、不負責、且相當愚蠢的。試想，如果只是看帳面上的加減乘除數據來做決策，一個中學程度的職員即可，何需博士教授級的人來做教育部或大學的行政主管?這樣胡搞下去，其實是把大學當中小學來經營，為了求生存(去滿足教育部帳面上的要求)，只會逼大學去做更多加速高教文憑貶值的蠢事，整個臺灣的高等教育會提早崩盤的。

少子化的危機其實正是臺灣高等教育走向精緻化的絕佳契機。教育部應該放手讓大學去做內部自我調整與改善，包含諸如學費調整、師生員額、經費使用、系所特色等議題都應該大幅鬆綁。積極國際化可能是挽救臺灣高等教育的一個轉折點，臺灣的高等教育之師資與設備等基礎體質上是相當好的，大體而言是仍有國際競爭力的，但是師生比則略遜於西方國家的優秀學府，臺灣的少子化趨勢反而讓大學的師生比可以接近國際名校的層次，這其實是好的趨勢，另一方面剛好也可以修正過去大學與研究生人數過度膨脹的荒謬，為何不順勢而為，化危機為轉機?。臺灣過去經歷過農業的精緻化相當成功，中小學教育也朝向小班(人數)調整，現在臺灣社會上連吃碗拉麵或喝杯咖啡都非常講求精緻或不惜成本，但為何高等教育辦學非得堅持「大鍋炒」與「低成本」的老路不行?希望教育部與大學的高層主管們能夠把臺灣高教發展的根本問題看清楚一點，想遠一點。

虛浮與官僚的文化正在腐蝕大學的根基

不知從何時開始，虛浮與官僚的文化進入了大學校園，情況越來越嚴重。虛浮者也，例如，某些大學教師完全沒有某學術領域方面的訓練背景、實務經驗或學術著作，對內也可以指導學生做那方面的研究題目，對外還可接政府部門相關方面的計畫案，甚至擔任重要案件的審委，或者在媒體上以專家學者自居，輕者誤導大眾視聽，重者造成政府錯誤決策。大學校園有不少這樣的教授，教導出來的學生大概也會有樣學樣，結果無論是何種文憑都可能沒有該領域應有的水準，因此，文憑貶值是必然的結果，相類比之，目前社會爆出一堆食品安全的問題其實一點都不意外，虛偽的教授與黑心的商人一樣都在欺騙，一樣都在圖謀私利(或名或權)而罔顧後果。如果連最應注重內涵實質的大學都走向虛浮風氣，國家社會的基石已腐蝕了一大塊。

另一種虛浮風氣是大學也跟著社會的某些陋習走，喜歡表面化的裝闊，或者無意義的好大喜功。最代表的是拼命地辦活動，不管有沒有實質(學術研究成果)或效果(教育推廣)，但只要能把場面辦得風風光光，高層長官與應邀貴賓看了高興覺得很有面子就好。於是就得做些事如:插旗子掛布條、張燈結綵擺花籃、敲鑼打鼓(發佈新聞，但焦點永遠是高級長官)、準備伴手禮或紀念品、加製工作人員的T恤或背心、動員教職員生參加撐場，感覺這跟選舉造勢沒有兩樣，耗盡人力虛擲金錢，既不環保也無意義，這是大學校園應有的文化嗎?

官僚者也，大學的行政管理體制日益走向中央集權，經費與制度各項決策權都掌握在極少數的高層主管手中，決策過程的透明度則是越來越低，於是衍生出類似政府官僚體制的文化(官大學問大)，次一級的主管得看上一級的主管臉色做事，於是下位者必須討好上位者以求生存，結果是，越能體察上意者越吃得開(馬屁文化)，敢有異議者大概官位會不保。如果大學校內的所作所為必須考慮「政治正確」或處心積慮去「體察上意」，請問，這樣的大學還奢談甚麼卓越?創新?

以上所述的情形，並非所有大學都一樣，但衍生的結果通常會反應在一個大學的學術聲望與辦學績效。虛浮只是泡沫，官僚必致腐化，有這種校園文化的大學恐怕是無法永續經營下去的。

臺灣的媒體需要培養國際觀

近年來很常聽到一種反省，臺灣的人普遍缺乏國際觀，不論是哪個階層(官員、老百姓、大學生等)，原因當然有很多，但我覺得最根本的是臺灣媒體非常缺乏國際觀。臺灣的媒體之向下沉淪已久，多數新聞報導的內容深度日益膚淺且民粹，視野更是跳脫不離台北，國際觀這個概念在媒體本身幾乎是不存在的，這樣的閱聽環境之下，臺灣的民眾從何能培養國際觀?

我在美國求學時，印象中史丹福大學有一個提供給現職媒體工作者訪問進修的獎學金，憑著一點記憶，在網路上很快查到它，其全名是John S. Knight Journalism Fellowships at Stanford，該獎學金自1967年開始，每年開放給來自全美以及世界各國的各類大眾傳播媒體工作者申請。以史丹福大學的全球學術聲望以及位在加州矽谷這個研發與創意的聖地，此program的功效與影響絕非一般的學位進修可比擬。由於其網站保存了自1967年至今所有的fellow名單，我好奇地瀏覽過一遍，順便做個簡單統計，只統計來自東亞幾個臺灣鄰國或地區，結果頗令人驚訝。

在這近五十年的所有錄取fellow名單中，依數量排序: 韓國19位、中國大陸16位、日本13位、菲律賓8位、香港5位、 新加坡2位、臺灣1位。臺灣唯一的一位是在1991年，而且從名字判斷該媒體人早轉型為南部地方政治人物。換言之，過去二十三年來再沒有任何臺灣媒體工作者被這個program選為fellow去進修(但不知道是無人申請或未被選上)。誠然，這個取樣未必有完全的代表性，但也可能是反映出問題的冰山一角(韓國:臺灣竟然是19:1)。

相對於東亞各國，臺灣在國際主流媒體的新聞能見度是最低者，很巧與上述的統計有相關性。國際的媒體似乎越來越不關注臺灣，臺灣的媒體本身又欠缺國際觀，難怪臺灣越來越邊緣化。缺乏國際觀的原因不需要都推給國際政治現實或國內市場需求(觀眾喜好)等，有理想有抱負的臺灣媒體人可以試著去申請看看(最新一屆2014-2015的國際申請者網路申請是2013年10月1日起至12月1日截止)，到這個世界級的學術殿堂去接受創意刺激與文化洗禮，也許既能充實增廣見聞又能幫助提升臺灣。

多教育民眾地球科學常識會比花百億工程建設有效

四年前(2009年8月12日)我寫了一篇「面對天然災害，台灣更應重視地球科學的研究與教育」，大概沒有多少人看到，但其內容對照這兩天的新聞(淹水與土石流造成災害)，仍然是適用。台灣島常見的自然災害諸如颱風、豪雨、淹水、土石流、山崩、落石、地震、地層下陷、海岸侵蝕等，全部都在地球科學研究與教育的範圍內。多年來政府可能花了百億經費在所謂的治水或防災工程，但很多原因，包含天然與人為的因素，會局限了這種工程(與政治)思維作法的效果。事實上，治水或防災這二個中文名詞其實有點誤導，從科學上嚴格來講，人類尚無法真正「治」水的，災害更是不可能「預防」的。所以，應該不是防災，而是避災或減災。

對地質學家而言，臺灣有這麼多地質相關的自然災害一點都不意外，因為那是必然的結果，臺灣島有幾項紀錄是世界名列前茅的: 短時間降雨量高、每年颱風數量多、地殼抬升速率快、地質侵蝕速率快、地震發生頻率高、板塊造山運動極年輕、人口密度高等，很不幸的，這些因素加總起來，足以讓臺灣永遠深受天然災害威脅。人類的力量尚無法對抗大自然，能做的只有多認識大自然循環運行的道理，盡量不要成為它在循環運行過程中的犧牲品(就算世界上沒有人類，依然會有前述的所有自然現象，災害只是對人類而言)。

在醫學上，有些疫苗打了確實可以讓人類免於某些疾病的威脅，但要身體健康長壽，還是得靠自己多注意飲食、保持運動、了解自己的身體狀況。一樣的道理，任何政府的防災或治水工程，只像是打了幾劑昂貴(但可能未經臨床實驗證實的)的注射疫苗，並不能保證從此免於天然災害的威脅。如果政府決策者、工程單位、媒體、老百姓，能多懂一點地球科學的科學常識，例如，會留意氣象報告、知道如何閱讀科學訊息、了解土地的特性等，自然會在政府做政策決定時、工程人員做設計規劃時、媒體在取材新聞內容時、民眾在選擇居住環境等關鍵時刻，做出比較正確的判斷或反應。很可惜，每次發生天然災害之後，臺灣總是淹沒在政治口水中模糊了焦點，歷史只好不斷重演。

教育民眾地球科學的常識並不需要花多少錢，中小學教育多落實一點，大學教育在通識課程去加強，再結合一些政府研究機構去做科普推廣，效果應該會大過於花百億在工程建設上，希望有人能聽得進去這個簡單的建議。

高等教育的問題出在哪裡?

昨天聯合報有關高等教育願景的專刊登了一小段我的訪談，今天上午即接到學校秘書室的關切電話，問我有沒有甚麼需要澄清的地方，我說不需要啊，但心裡想: 唉，完了，可能變成黑名單了，晚上即收到校長寄給全校教職員的一封信，很長的內容很多似乎只是欲駁斥我訪談的內容。老實講，我感覺被賞了一個大耳光。

這讓我想起了某次校內舉辦所謂座談的場景，一位老師舉手發言講不到三分鐘，立即被長官打斷，長官說你錯了，我告訴你應該是這樣才對，結果長官一講，講了近半小時，之後就沒有多少老師想舉手了。類似的場景不斷重演，之後我都不想參加任何非必要的校內會議了。

聯合報刊出只是訪談的部分剪接結果，雖然我不完全滿意他們的標題與部分用語，但我想尚可以接受，也不需要澄清甚麼，畢竟我所說的只是一些事實的陳述與意見的表達，我的原意與刊出的文意，基本上並沒有負面的意思或動機，純粹點出現況與難題，有些事情大家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去解讀。

高等教育的問題出在哪裡? 我想其中之一大概在於: 大學的老師們在校內被當員工看待，員工只能聽公司(老闆)的話；大學的學生們，在校內被當顧客看待，顧客永遠是對的，而員工隨時會被顧客客訴，也得常常被老闆訓話。這樣的大學會卓越嗎?這樣的大學畢業生有競爭力嗎?

我只是一個沒沒無聞的平凡科學家，在這個學術的沙漠(花蓮)中默默地耕耘，我對學生的付出遠比對我自己的孩子還多。我不期待得到任何掌聲，但也不希望被人隨便亂扣帽子。這個因訪談產生的美麗誤會(可能對東華大學的某些長官而言)，希望到此為止，大家不需要再耗費時間在唇舌之間。

台灣的高教文憑快速貶值

今年(2012)的畢業季節時，我注意到一個有趣的數字對比，花蓮的東華大學與美國的普林斯頓大學在同一個周末舉行畢業典禮，新聞稿中都有提到畢業生人數。東華大學有169位完成博士學位、1769位獲得碩士學位、1684位取得學士學位。普林斯頓大學則授予351位博士、481位碩士、1230位學士學位。東華大學年產出的碩士與學士學位數量高過普林斯頓大學，這樣的統計數字反映出甚麼訊息?

在台灣有很多人還不知道東華大學在哪裡，甚至沒聽過這所大學，而普林斯頓大學是歷史悠久的全球名校(註:剛出爐的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中排名名列全美第一)，二者的知名度、年經費、軟硬體設備、教師人才、地理位置、創校歷史等均無法相比，入學學生素質當然有天壤之別，所以無法放在同一個量級來比。但是，翻開花蓮的地方報紙徵才廣告，絕大多數的工作機會最高只需高中職即可，請問這些每年數以千計的東華大學畢業生若想留在花蓮工作可能嗎? 這些畢業生有足夠自信與台灣西部的大學畢業生競爭嗎? 有能力到國外去發展嗎? 反過來說，為什麼類似的疑問不用懷疑到普林斯頓的畢業生身上?

這邊的問題並非只在東華大學本身，其他台灣的大學多數一樣在做加速高教文憑貶值的事。但是從教育部到各大學的高階行政主管均視若無睹，幾乎很少有高階主管願(或敢)支持學術嚴格把關的最基本原則，自我要求高或堅持學術品質的教師反而被長官冷落、被同儕排斥、被學生封殺、被制度羞辱，根本很難生存，只有逐漸被反淘汰掉。粗造爛製、虛有其表、鄉愿媚俗的文化在台灣的高等教育體制內早已是主流，這樣的結果當然是台灣高教體系逐步走向自我毀滅，崩盤的時間恐怕不遠了。手中握有權力的大學行政主管，有誰在乎嗎?

大學的發展沒有捷徑

如果檢視國外一些名校大學的發展歷史，我們會發現某些共通點，例如，創辦者與後續經營者都有辦學理念的堅持，希望聘得最傑出的師資、吸引最優秀的學生，並提供他們最佳的研究與學習的基礎建設，保持一個開放自由的學風與校園環境，但是成效通常需要至少數十年才能慢慢看出。台灣目前的幾個國立大學名校，並非真正依循類似模式發展，反而因早期的高教資源與師資集中、學校地理位置的優勢、或政治與歷史淵源因素等，造就其國內的獨尊地位或市場壟斷，但也因此造就了半封閉式的學術近親繁殖系統，難與國際接軌，始終無法吸引國外一流的人才與學生前來，自然連國人也不相信有所謂能進入世界百大的夢想。自九零年代之後大學數量膨脹，資源稀釋、生源減縮、經費分配與學術評鑑制度改變等因素，更加速國立大學之間的M型化，許多新設或改制的國立大學根本難與前述老招牌大學競爭，遂致強者越強，弱者更弱。

於是，很多奇怪的現象就開始出現了，這些後段班的國立大學幾乎少有辦學理念堅持，只求招足學生即可，各種評鑑的表面工夫能度過就好，無發展願景、無學術專業原則、無品質堅持，好像廉價的複合式餐廳經營，任何不相關的餐飲菜式都能賣也隨時都能改菜單，但沒有一樣料理可以算得上道地，這樣的店多數會提早結束營業。而為求爭取學校的知名度或曝光率，某些學校從高層學術主管到各級老師，大家積極想在媒體上搏版面，不外乎學校辦些非學術的媚俗熱鬧活動，或是大拜拜式的所謂學術研討會；學校主管們利用其行政頭銜或教授們透過熟識的媒體發表些非其專業的評論或投書，雖然用意可理解，但多是淺碟式的東西，釣名沽譽者遠多於表裡一致者，不務正業者遠多於學有專精者，說再多也無助其所屬大學的正常發展，但上樑不正下樑歪，學生可能會跟著學壞榜樣，整個校園風氣向下沉淪也就不足為奇了，惡性循環只是導致其與前段班大學的距離越拉越遠。

大學的發展沒有捷徑，需要長遠的人才與基礎建設投資、學術專業研究的深化、辦學品質的堅持、以及時間的試鍊。如果不能領悟這個道理，所有的搶短線爭曝光，都只是曇花一現，掩飾不了這些學校無法永續經營的可預期結果。

大學生的M型化

上學期臨時被邀請在台大幫忙客串了幾星期的課，教到一批大四的學生讓我感到非常驚豔，教書十年來未曾遇到這麼有主動求知精神與高度學習興趣的學生，不僅不輸當年我唸書的那個世代，甚至有超越的部分，連台大的系主任也對這屆大四生稱譽有加。我猜他們未來不論往學術或專業去發展，應都有機會發光發熱，(但若要與所謂全球百大的名校生競爭，恐怕尚有一小段距離)。時下一般媒體與社會輿論對大學生的世代多有批評，但是即使同一個世代，他們其實呈現出兩極化的現象，多數人看到的是向下退化的族群，遂有一代不如一代的感慨。但我相信在前段學校裡的學生，多數並不會如此，反而有許多更聰明、更有創意或更積極的年輕人才，等待發掘與培養。

我目前服務的大學，在臺灣可能屬「中偏後段」的國立大學，據我的觀察，招進來的學生素質逐年每下愈況，(在臺灣，學校的地理位置往往決定了招生的宿命)，最近二年看來，論資質或程度，約有一半的學生是根本不應該進到大學的，更遑論是國立大學。資質差並不是問題或原罪，肯努力學習仍然有許多機會，甚至未來演出「逆轉勝」(我的確教過如此的學生)。只可惜這個校園的學生很少想要努力向上的，但求能混過去就好，混不過去就逃或躲，因為他們普遍沒有太大的經濟壓力，也不知道未來要做甚麼，更不知道自己的興趣在哪裡，當老師的再怎麼賣力認真的教學與輔導，結果好像沒有差別，每學期面對許多臉無表情或毫無反應的年輕面孔，頗令人洩氣。兩相對照之下，資質好的前段大學學生很有學習動機也很用功，資質差的後段大學學生完全沒有學習動機也不用功，當然呈現M型化的現象，這樣的發展趨勢未來會如何其實很容易預測的。

從阿爾卑斯山到台灣

上星期有十多位來自德國七所大學與研究機構的地質科學教授學者前來台灣，與國內的同行進行雙邊學術研討會，主題與造山運動有關。我應德方的籌辦者之邀請參與這項在台大舉行的盛會，聆聽二天的研討會報告與討論。這些德國學者都是研究歐洲阿爾卑斯山地質的專家，不遠千里來訪，主要是想實地看看台灣年輕造山運動與伴隨的地殼演化現象。從演講與報告過程中，可看出他們認為台灣與阿爾卑斯山的造山運動演化有許多類似之處，以及感受他們對新學術題材的好奇與認真，有一位波茨坦大學的教授甚至很認真地邀我明年進行共同合作研究計畫。

研討會結束後有一趟為期四天的地質實察旅行，全部行程大約涵蓋近半個台灣島，其中在東部花蓮的時間就佔近兩天，這個行程安排主要是德方要求選擇的，可見台灣東部與花蓮的地質環境確實是具有國際等級的吸引力，再次印證了我先前(以地質行銷花蓮)的主張。

下個月還有另一位美國的教授，將帶著他的博士生前來花蓮與我討論合作研究台灣造山運動的工作細節，他們過去則是研究美國阿帕拉契山地質的專家。我過去研究課題主要在中國大陸秦嶺與大別造山帶的變質岩地質，近年來因工作移居花蓮，慢慢開始做一點台灣東部的研究。讓我非常驚訝的是，過去五十年來，有關台灣造山運動演化特別是變質岩的部份，仍然有許多的科學謎題未解，已有的研究成果解析度也相當初略，而且最近二十年來變質岩石學相關的研究工作幾乎停頓，與全球學界的現況有很大的落差，這部份未來我與我的學生應該可以略盡一點棉薄之力。

看看這些歐美的大學師生與學者對台灣的地質題材產生興趣，千里迢迢來進行研究，不禁令我反思台灣的情形。畢竟，我目前服務的大學在國內只能算中後段班，而且連真正相關的(地科)系所都沒有，我的研究團隊目前像是自力更生的個體戶，不但沒有博士後或博士生，僅有的碩士生也全是文組背景半路出家的，研究經費更是相形見拙，實在不敢奢想太多。倒是很好奇，國內那些號稱「研究型」或所謂「卓越、頂尖」大學或研究機構，享有全台最優的人才、設備、經費、基礎建設等資源，但其中有多少教授或學生會對台灣以外的研究題材感到興趣進而實地前去做研究的?初步看來是非常稀少的。就視野或格局來看，台灣的「卓越、頂尖」大學仍遠不及先進國家的同儕，這方面需要廣納全球的人才前來，拋棄短視設限的思維習慣，才可能慢慢改善。

被台灣忽視的「非熱門」科系

ISI每五年針對各國SCI與SSCI期刊論文的數量與影響做評估，根據最近一次(2001-2005年)的資料來看，以全台灣學術期刊論文的表現來看，就數量方面而言，前三名的領域分別為資訊科學 (Computer Science)、工程 (Engineering)、材料科學 (Materials Science)；但是，在全球相對影響指數方面，台灣前三名的領域反而分別為，農業科學 (Agricultural Sciences)、數學 (Mathematics)、地球科學 (Geosciences)。換言之，數量並不等同品質。總的來看，台灣的所有領域之相對影響指數都是低於全球平均值的，這真的令人相當洩氣，也需要政府與大學及學術機構好好省思。內行的看門道，外行的看熱鬧，期刊論文的影響指數其實是相當複雜的課題，背後牽涉的因素很難釐清，並不能因此數據去評斷不同領域相對的研究成就。但是，某些國內大學熱門科系經常吹噓其論文數量多高多高，又是超過哪些美國名校等等，可以確定都是言過其實了。再看看坊間號稱高水準的國內主流雜誌內容，也是一味吹捧熱門科系研究所，實在流於膚淺與世俗。也許我們不需要因此給熱門科系難堪，反而，我們應該給這些「非熱門」科系的農業科學、數學、地球科學等多一些掌聲與支持，畢竟那是他們應得卻很少受到政府、媒體或一般大眾注意的。

哈佛球探到北京

最近在IHT網站讀到一則美國新聞，哈佛大學的一位高級行政主管William Fitzsimmons (負責招生事務)， 親自到北京面試數十位大陸的高中數學資優生，這些資優生是從數百位大陸學生通過二階段的數學競賽中脫穎而出。Fitzsimmons希望從中挑選真正優秀的學生，鼓勵他們申請哈佛大學，甚至願意提供全額獎學金。記者問這位哈佛主管為什麼要如此麻煩，他回答說，為了確定哈佛擁有全球最優秀的學生，他們必須竭盡所能去找，有些中國大陸學生因為種種因素， 例如地理距離遙遠、家裡沒有足夠經濟能力等，無法或無意願申請哈佛大學，以致難免有遺珠之憾。報導中並提到，同時抵達北京尋找資優生的「球探」除了哈佛以外，還有來自史丹福大學與布朗大學的主管。美國名校為了確保領先地位優勢，竭盡所能遍尋千里馬，相較之下，台灣為了開放陸生來台就讀大學的問題，喧騰多時終究設下許多限制，給人相當不友善的印象，諷刺的是台灣高等教育環境的優勢早已大不如前。雪上加霜的是，台灣的大學生也越來越沒有意願出國留學深造，而目前台灣整體環境從全球的角度來看其實相當被邊緣化的，更難吸引外國精英前來。看來，台灣的大學想要衝進全球百大的目標美夢可能只會越來越遙遠。

莫讓美意成惡法: 教育部不應該扼殺大學獨立研究所的生存發展

現今台灣高等教育品質的確有檢討的必要，最近幾年社會各界對高教現況的質疑聲浪一波接一波，教育部為了善盡把關的責任，於今年(民國97年)一月公佈了「大學校院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總量發展審查作業要點」，條文內容多數符合高等教育發展應有的基本精神與理想，值得肯定。惟有一個非常關鍵的限制，不僅不需要，若強制執行反讓這以美意出發的政令可能變成阻礙大學正常發展的惡法。本文所指關鍵的限制，即是在大學師資結構部分，要求單獨設研究所者(以下簡稱獨立所)，其專任師資具助理教授以上資格者應有七位以上。這則辦法條文，已迫使各大學惶恐不已，開始祭出行政手段欲讓校內的獨立研究所消失。

個人認為這個教師員額限制法令並不合理。首先，這個限制會造成打壓規模較小學術領域的不公平現象，學術領域一般有分所謂big science與small science，前者通常系所規模大、熱門且就業機會多、經費分配享有優勢、佔據校內行政制高點等，屬於學術的強勢族群，後者則是完全相反，系所規模小、相對冷門、教師與學生數少等、屬於學術的弱勢族群。但是就學術的競爭力或影響力，以及對社會的貢獻而言，倒很難說誰比較卓越，畢竟不能拿橘子比蘋果。平時各自努力，其實也沒什麼問題，但是若以教育部法令對獨立研究所強加教師員額絕對數量的限制，問題立刻就來了，因為學術強勢族群比較少有獨立所的情形，學術弱勢族群則較常見，這樣發展下去，學術弱勢族群很快就會式微，但很諷刺的是，許多學術弱勢族群反而可能是學校少數能凸顯的獨特性，如果依教育部的強制作法，未來演變到後來只有大規模者與熱門者能生存，最終各大學的科系種類都長同一個樣子，這樣的高等教育會比較好嗎? 政府制訂許多政策與經費在支持社會上的弱勢族群，但是，為何同樣的政府卻在高等教育政策上打壓學術上的弱勢族群?

再者，齊頭式的平等有害學術的自然發展，誠如前述，學術領域的規模大小不一，強以行政干預，將迫使規模小者逐漸消失，這有違大學學術多元發展的基本精神。另外，教育部很明顯忽略了學校的歷史背景、定位、轉型需求等重要因素。例如，如果在一個理工領域比較有傳統的大學，要成立一個人文領域的系所（或者相反），在教育部員額管制的政策背景之下，這個新的學術單位勢必以獨立所開始的模式比較容易，初期幾年可能只有三或四個專任教師，但是如果辦學績效不錯，十年後有可能發展成含大學部的系所合一架構，專任教師數總會慢慢成長，這之間還得經過校內政治角力、績效評比、校務發展會議討論等，但是如果教育部這個指導命令一下，則校內歷史比較悠久的優勢系所可輕易直接聯合起來封殺這個年輕的獨立所，讓其完全沒有生存發展的空間。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有些規模較小的學術領域，原本就不需要收很多學生（因學術或就業市場有限），只要維持合理的生師比（教育部同一辦法中已有規範），則獨立所雖然以少於七個專任教師存在，其實並無不妥之處，為何一定要七個以上？反之，為了達到教育部的規定，不同領域的獨立所被迫整合在一起，雞兔同籠湊到七個以上，或者通通消失出局，這樣對學生受教或大學學術的多元化難道比較有幫助？

國內高等教育已經有大學評鑑機制來把關，教育部對系所教師員額訂出絕對值的規範，實為多此一舉。要評鑑一個系所的好壞應該根據學術表現與辦學績效，而非根據教師數量的規模大小。舉例而言，如果一個只有五位專任老師的獨立所，但是他們能帶進來的校外研究案經費、論文發表、國際合作、學生表現等，不輸一個有十二個專任老師的系所，究竟有什麼理由（除了教育部的規定以外）不讓這個獨立所繼續存在與發展呢？更何況，系所的發展歷史過程是動態的，與時空背景有關的，總不能把一個具有五十年歷史的大老系，跟一個成立不到五年的幼小所，用相同一條行政命令標準，在一個隨意指定的時間點上，來定奪他們未來能否繼續發展。

誠然，的確有少數辦學不力的學校與掛羊頭賣狗肉的獨立所必須受嚴格的把關檢驗，教育部的出發點實是良好美意，但是缺乏對學術多元本質的了解，以及對個別學校歷史傳統、現況定位、轉型需求等的深入考量，這一個齊頭式的行政規定成了阻礙大學學術自然發展的惡法，希望教育部能重新擬訂出比較妥善的辦法來。終究，仍然有許多深具特色、學術競爭力佳、辦學績效不錯、或國際連結程度高的獨立所仍然在努力爭取成長當中。

從美國范德堡與畢保德的合校經驗看東華與花教大的整併

范德堡大學(Vanderbilt University)這個名稱在台灣社會的知名度可能不高，但是翻開今年(2008)剛公佈的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雜誌大學評鑑排名，你會驚訝它在該項評鑑中的亮麗成績，大學部總排名全美第十九(全國型大學)，超越許多國人較熟知的學府如柏克萊加大、華盛頓大學、紐約大學等。更驚豔的是在教育類研究所評鑑中全美總排名第二，超越哈佛與哥倫比亞大學等名校。美國前副總統高爾(Al Gore)正是范德堡大學的畢業校友。

范德堡大學在哪裡? 答案是美國田納西州的納許維爾(Nashville)，大概不是一個大家直覺想到會造就名校學府的地區。如果仔細看美新報導教育類研究所評鑑排名表，范德堡大學英文名稱後面有個小括弧Vanderbilt University (Peabody)，指的其實是(曾經獨立存在的)畢保德學院(Peabody College)。這之間有一段長達二百多年複雜的歷史，或許可以給台灣高等教育做參考。

范德堡大學目前有十個學院，畢保德學院是范大校內第九個成立的學院(成立於1979年)，其實是大學整併下的結果。畢保德學院原本是一個獨立的學府，其前身最早創立於1785年，原叫Davidson Academy，屬於預科學校，1806年更名為Cumberland College，1827年再度更名並轉隸屬於納許維爾大學(University of Nashville)名下，(註: 納許維爾大學的名稱只沿用至1909年)，1875年改為州立的師範學校(State Normal School)，1889年再度更名為師範學院Peabody Normal College，1911年因州政府師資培育政策大改變，學校經營再度轉成私立並更名為George Peabody College for Teachers(即簡稱Peabody College)，1970年代之後美國國內經濟出現衰退、能源危機、通貨膨脹等問題，畢保德學院經營也出現困頓，學生人數大幅下滑、學校財政出現缺口、爆發教師出走潮等等，儘管已經在美國師資培育市場上佔有一席之地，畢保德學院終究敵不過大環境的改變趨勢。畢保德學院的校長主動與鄰近的范德堡大學開始合校商議，1979年7月正式併入范德堡大學，成為教育及人類發展學院。該學院在過去二十多年來逐漸成為美國首屈一指的教育學院，在1999年時的美新雜誌評鑑已經躍居排名第六，在2008年排名更攀上第二。

畢保德歷史發展過程，當然有許多複雜的經營權轉移(私立基金會與州政府)，學術單位的變遷(系所整併、拆增或結束)，人事更替(董事會成員、校長)等等，無法在前述的簡史中反映出來。但重點是畢保德學院經歷的每一次大變革都像是浴火重生，而併入范德堡大學之後的畢保德學院更是邁向學術聲望頂峰，反倒不是消失在歷史的記憶中。其實，數數前面的校名更替，畢保德學院從創校至今經歷了至少六個校名。

論成立歷史，范德堡大學比畢保德學院創校還晚，范德堡成立於1873年，比畢保德晚88年，早期畢保德與范德堡二校的學術聲望當然不如現今，1979年的合併，歷史顯然證明了這是一個雙贏局面，今日畢保德學院在評鑑排名中還是范德堡大學裡面最強的一個學院，這關鍵其實在大學領導者的視野、智慧、氣度、與能力。

以范德堡大學合併畢保德學院的歷史來對照，我們不妨看目前台灣東部的東華大學與花蓮教育大學二校師生，因合校的討論過程，衍生出許多各自堅持或抗爭的問題，諸如校名、尊嚴、歷史情感、認同、校風差異、校內制度等等，其實都過度被渲染或操作了。大家如果走一趟美國的大學校園，你將會發現，其實任何二所台灣國立大學的彼此差異性還遠不如美國同一所大學校內的差異性。更好笑的是，台灣國立大學真正的大老闆都是教育部，而東華與花教大二校相距僅二十分鐘車程，同在偏遠的花蓮面對類似的困境，還在彼此營造不友善的氣氛。部份二校師生聞合併之事即義憤填膺(但多數以訛傳訛，雙方根本缺乏認識)，這邊誓言維護校名尊嚴、那方高喊拒絕品質被拖垮，其實有差那麼多嗎?學校歷史多個四十年又怎樣?大學生入學分數高個二十分又如何? 令人感嘆: 台灣的大學校園民主幾乎變調成了「校園民粹」，究竟是誰把台灣高等教育的格局越做越小了呢?

大學合併與否: 校名重要嗎?

由於少子化的趨勢與政府高教發展政策上的考量，位於花蓮的二所國立大學(東華與花教大)，最近又被教育部督促重新討論合併的可能性，鑒於前次(2003年底)失敗的經驗，合併後的校名問題常被拿來大作文章，挑起兩校師生的愛校護校情結，2003年的合校推動最終在東華校務會議無法通過。這次(2008年)教育部明確表示校名的問題必須先解決，二校各自選擇一個校名，教育部不做決定，雙方在校名有共識之後才能繼續談合併計畫書。先暫時不談「公立大學校名由校內師生自行選擇」這件事的不合常規，本文希望討論: 校名的選擇與大學的卓越發展二者究竟有多大的關連性?

先從品牌概念談起好了，究竟是先有好品牌? 還是先有好產品? 近日看到一則報導，國外的brandchannel網站公佈最新年度意見調查結果，在全球消費者心目中，最具影響力的品牌第一名是蘋果(Apple)電腦，這已經是好幾年相同的結果。我心中突然很好奇，當初這個「蘋果」的名字是怎麼來的? 跟加州有關嗎?(在地特產?)，跟紐約有關嗎?(象徵美國精神?)，總是想先找個冠冕堂皇的意義來推敲，但上網查了國外資訊之後，卻得到令人會心一笑的答案: 其實很簡單，蘋果是該公司創辦人史帝夫．賈伯斯(Steve Jobs)最喜歡的水果，他甚至曾在蘋果園工作過。當年賈伯斯申請公司登記文件時，萬事俱全只欠名字，某天他情急之下跟幾個創業合夥人丟下狠話，「今天五點下班之前，如果沒有給我一個公司名字的好點子，我就要叫它蘋果公司!!」，沒想到後來真的如此。後來其電腦產品主力機種麥金塔(Macintosh)，也是一個蘋果種類名稱。從早期的Apple電腦寫下了PC發展史的新頁，到現今的iPod全球引領風騷，難道是因為當年賈伯斯取了一個好的公司名字-蘋果(而不是橘子或香蕉)?

Ok, 談到賈伯斯便不得不提起史丹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2005年賈伯斯應邀在史丹福大學的畢業典禮演講，其內容非常簡潔，但對年輕人啟發卻寓意深遠，該演講稿後來在網路世界廣為流傳。位於美國加州的史大早已是國人熟知的世界級名校，但它其實是個很年輕的學校，創校至今尚不滿一百二十年，而且鮮為人知的是，史丹福大學的正式全名應該是「李蘭．史丹福．二世大學(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史大創辦人李蘭．史丹福當年曾任加州州長，也是美國的鐵道大亨，為了紀念他未滿十六歲卻因傷寒而早夭的獨子，史丹福夫婦將六百五十英畆的養馬場農地成立一所大學來紀念他們的兒子。史大成立後的前半期並不算好學校，頂多只算是地方型的大學，大約在一九五零年代期間，史大一位很優秀且具遠見的工學院院長(之後擔任教務長)佛萊德‧特曼(Fred Terman)教授，他的智慧經營與前瞻視野，讓史丹福的學術聲望與對政府與企業界的影響力連跳好幾級，他也是催生矽谷的科技先驅者。換言之，大約六十年前，史丹福仍不是一所具聲望的好大學，而「史丹福」也不過是個姓氏而已，對照華人世界的情景，史丹福大學就好比一所叫做「王記大學」或「陳氏大學」的普通學府。要不是當年有特曼教授的出現與一些歷史契機的轉折，史丹福大學現今有可能只是一所沒名氣的加州私立大學。

綜合前述二例可以清楚看出，名字其實不是最重要的問題。沒有好產品，再好聽的品牌名字也創造不出好業績；沒有頂尖的師資與前瞻遠見的經營者，再怎麼有意義或有創意的校名，也不可能成就一所大學的卓越發展。不知目前東華與花教大兩校的師生，能否從捍衛(東華)校名或堅守(花蓮)地名的極端自我情結當中回神過來? 無論兩校校務會議未來做出什麼結論，合併計畫若能持續推動才是對全台灣高等教育最有利的發展。否則，損失最大的將是納稅人與兩校比較資淺的教師，因為，公立大學的政府補助經費仍然多數來自納稅人，而在合校談不攏而未來各自校務發展充滿不確定的因素之下，勢必影響比較資淺教師的個人專業發展。

另外，奉勸兩校學生沒有必要浪費自己寶貴的青春出來抗爭反對，其實就算當下雙方同意合併，等到一切行政法定程序作業完成，新的教學研究大樓、學生宿舍、餐廳、停車位等建築都完工，最快也需要三年以上，換言之，現今的大一學生在合校正式實現時都已經畢業了，因此，目前在校學生擔心自身權益影響等問題應是多慮的。

就地理位置而言，花蓮縣剛好與美國加州隔著太平洋遙遙相望，東華大學的校園樣貌與史丹福大學其實有幾分神似。我並不擔心花蓮(未來)的大學用什麼校名，但是卻很擔心，誰能幫花蓮的大學找來像特曼教授這樣的人才來領導以與西部(甚至國外)的大學競爭? 依目前台灣的現況，即使整合二校的資源都未必能吸引一流的師資前來花蓮，那分散二校的資源又怎能夢談追求卓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