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台灣忽視的「非熱門」科系

ISI每五年針對各國SCI與SSCI期刊論文的數量與影響做評估，根據最近一次(2001-2005年)的資料來看，以全台灣學術期刊論文的表現來看，就數量方面而言，前三名的領域分別為資訊科學 (Computer Science)、工程 (Engineering)、材料科學 (Materials Science)；但是，在全球相對影響指數方面，台灣前三名的領域反而分別為，農業科學 (Agricultural Sciences)、數學 (Mathematics)、地球科學 (Geosciences)。換言之，數量並不等同品質。總的來看，台灣的所有領域之相對影響指數都是低於全球平均值的，這真的令人相當洩氣，也需要政府與大學及學術機構好好省思。內行的看門道，外行的看熱鬧，期刊論文的影響指數其實是相當複雜的課題，背後牽涉的因素很難釐清，並不能因此數據去評斷不同領域相對的研究成就。但是，某些國內大學熱門科系經常吹噓其論文數量多高多高，又是超過哪些美國名校等等，可以確定都是言過其實了。再看看坊間號稱高水準的國內主流雜誌內容，也是一味吹捧熱門科系研究所，實在流於膚淺與世俗。也許我們不需要因此給熱門科系難堪，反而，我們應該給這些「非熱門」科系的農業科學、數學、地球科學等多一些掌聲與支持，畢竟那是他們應得卻很少受到政府、媒體或一般大眾注意的。

哈佛球探到北京

最近在IHT網站讀到一則美國新聞，哈佛大學的一位高級行政主管William Fitzsimmons (負責招生事務)， 親自到北京面試數十位大陸的高中數學資優生，這些資優生是從數百位大陸學生通過二階段的數學競賽中脫穎而出。Fitzsimmons希望從中挑選真正優秀的學生，鼓勵他們申請哈佛大學，甚至願意提供全額獎學金。記者問這位哈佛主管為什麼要如此麻煩，他回答說，為了確定哈佛擁有全球最優秀的學生，他們必須竭盡所能去找，有些中國大陸學生因為種種因素， 例如地理距離遙遠、家裡沒有足夠經濟能力等，無法或無意願申請哈佛大學，以致難免有遺珠之憾。報導中並提到，同時抵達北京尋找資優生的「球探」除了哈佛以外，還有來自史丹福大學與布朗大學的主管。美國名校為了確保領先地位優勢，竭盡所能遍尋千里馬，相較之下，台灣為了開放陸生來台就讀大學的問題，喧騰多時終究設下許多限制，給人相當不友善的印象，諷刺的是台灣高等教育環境的優勢早已大不如前。雪上加霜的是，台灣的大學生也越來越沒有意願出國留學深造，而目前台灣整體環境從全球的角度來看其實相當被邊緣化的，更難吸引外國精英前來。看來，台灣的大學想要衝進全球百大的目標美夢可能只會越來越遙遠。

視野很美的卑詩大學宿舍

今年七月間前往加拿大溫哥華出席一個國際學術會議，地點就在卑詩大學(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由於校園離市區有點距離，大會安排的住宿選擇即是學校的宿舍。住宿的價格並不便宜(含稅後大約每晚二千元台幣左右)，但是比起市區的旅館價格算是低了許多，惟必須與其他住宿者共用浴廁與客廳。我住的是位在第十三層樓的四人房寢室，四個房間(含單人床、書桌、椅、衣櫃各一)，二間衛浴，一個客廳與廚房。宿舍是棟剛新蓋的高樓建築，內部裝潢簡單，但設備新穎，整體非常現代感。寢室房間窗戶正面對海側面朝山，視野很美。UBC校地遼闊，校園很乾淨，即使在暑假期間實驗室與講堂到處都仍在運作，充分嗅得到學術研究氣息(註: UBC是加拿大的百年名校，在上海交大的2008世界大學排名第35)，體育及戶外活動風氣很盛，處處充滿活力。UBC的學生宿舍全年充分利用，寒暑假期間開放給遊客、訪客或參加會議者住宿使用，還相當搶手，需要幾個月前就先網路預訂。台灣的大學宿舍經營相較之下真的保守落伍許多，應該多學習一下國外優質大學的經營理念與方式。

科學領域就業機會的推估: 地球科學值得投資

CareerBuilder.com的一位網路專欄作家Anthony Balderrama於今年(2008)二月發表一篇文章，名為「Top 10 Jobs in Science」，內容根據美國勞工統計局(BLS)資料，推估未來至2016年，科學領域工作機會的十大熱門成長專業。很有趣的是，它的結果與國人印象的熱門學科非常不同。該文中列出的十大依序為: 1. 環境科學，2. 水文科學，3. 地質科學，4. 醫學，5. 生物化學與生物物理，6. 大氣科學，7. 材料科學，8. 物理學，9. 天文學，10. 生物學。此排序是根據工作機會的成長百分比幅度，並非職位數量的值，也非薪資的高低，但是許多工作職務需要有研究所的學歷。值得一提的是，這十大的其中，近三分之一強的專業屬於廣義的地球科學範疇，而環境科學與地球科學更是在本質上有許多相似與相通的部份。

台灣的各級教育，一向視地球科學為非升學重要或非基本必要的冷門學科，國內設有地球科學相關系所的大學院校也少的可憐。但是看看世界各國大學能名列全球百大的名校，從前五名的哈佛、史丹福、柏克萊、劍橋、麻省理工等，到近一百名的瑞典隆德大學、德國波昂大學、澳洲雪梨大學等 (註: 依據上海交大的2008世界大學排名)，很難找到幾間沒有設立地科相關系所的。無論未來往專業方向或學術方向發展，聰明有潛力的年輕學子們，在考慮選擇大學或研究所專業的時候，地球科學應該是值得投資的選項。

莫讓美意成惡法: 教育部不應該扼殺大學獨立研究所的生存發展

現今台灣高等教育品質的確有檢討的必要，最近幾年社會各界對高教現況的質疑聲浪一波接一波，教育部為了善盡把關的責任，於今年(民國97年)一月公佈了「大學校院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總量發展審查作業要點」，條文內容多數符合高等教育發展應有的基本精神與理想，值得肯定。惟有一個非常關鍵的限制，不僅不需要，若強制執行反讓這以美意出發的政令可能變成阻礙大學正常發展的惡法。本文所指關鍵的限制，即是在大學師資結構部分，要求單獨設研究所者(以下簡稱獨立所)，其專任師資具助理教授以上資格者應有七位以上。這則辦法條文，已迫使各大學惶恐不已，開始祭出行政手段欲讓校內的獨立研究所消失。

個人認為這個教師員額限制法令並不合理。首先，這個限制會造成打壓規模較小學術領域的不公平現象，學術領域一般有分所謂big science與small science，前者通常系所規模大、熱門且就業機會多、經費分配享有優勢、佔據校內行政制高點等，屬於學術的強勢族群，後者則是完全相反，系所規模小、相對冷門、教師與學生數少等、屬於學術的弱勢族群。但是就學術的競爭力或影響力，以及對社會的貢獻而言，倒很難說誰比較卓越，畢竟不能拿橘子比蘋果。平時各自努力，其實也沒什麼問題，但是若以教育部法令對獨立研究所強加教師員額絕對數量的限制，問題立刻就來了，因為學術強勢族群比較少有獨立所的情形，學術弱勢族群則較常見，這樣發展下去，學術弱勢族群很快就會式微，但很諷刺的是，許多學術弱勢族群反而可能是學校少數能凸顯的獨特性，如果依教育部的強制作法，未來演變到後來只有大規模者與熱門者能生存，最終各大學的科系種類都長同一個樣子，這樣的高等教育會比較好嗎? 政府制訂許多政策與經費在支持社會上的弱勢族群，但是，為何同樣的政府卻在高等教育政策上打壓學術上的弱勢族群?

再者，齊頭式的平等有害學術的自然發展，誠如前述，學術領域的規模大小不一，強以行政干預，將迫使規模小者逐漸消失，這有違大學學術多元發展的基本精神。另外，教育部很明顯忽略了學校的歷史背景、定位、轉型需求等重要因素。例如，如果在一個理工領域比較有傳統的大學，要成立一個人文領域的系所（或者相反），在教育部員額管制的政策背景之下，這個新的學術單位勢必以獨立所開始的模式比較容易，初期幾年可能只有三或四個專任教師，但是如果辦學績效不錯，十年後有可能發展成含大學部的系所合一架構，專任教師數總會慢慢成長，這之間還得經過校內政治角力、績效評比、校務發展會議討論等，但是如果教育部這個指導命令一下，則校內歷史比較悠久的優勢系所可輕易直接聯合起來封殺這個年輕的獨立所，讓其完全沒有生存發展的空間。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有些規模較小的學術領域，原本就不需要收很多學生（因學術或就業市場有限），只要維持合理的生師比（教育部同一辦法中已有規範），則獨立所雖然以少於七個專任教師存在，其實並無不妥之處，為何一定要七個以上？反之，為了達到教育部的規定，不同領域的獨立所被迫整合在一起，雞兔同籠湊到七個以上，或者通通消失出局，這樣對學生受教或大學學術的多元化難道比較有幫助？

國內高等教育已經有大學評鑑機制來把關，教育部對系所教師員額訂出絕對值的規範，實為多此一舉。要評鑑一個系所的好壞應該根據學術表現與辦學績效，而非根據教師數量的規模大小。舉例而言，如果一個只有五位專任老師的獨立所，但是他們能帶進來的校外研究案經費、論文發表、國際合作、學生表現等，不輸一個有十二個專任老師的系所，究竟有什麼理由（除了教育部的規定以外）不讓這個獨立所繼續存在與發展呢？更何況，系所的發展歷史過程是動態的，與時空背景有關的，總不能把一個具有五十年歷史的大老系，跟一個成立不到五年的幼小所，用相同一條行政命令標準，在一個隨意指定的時間點上，來定奪他們未來能否繼續發展。

誠然，的確有少數辦學不力的學校與掛羊頭賣狗肉的獨立所必須受嚴格的把關檢驗，教育部的出發點實是良好美意，但是缺乏對學術多元本質的了解，以及對個別學校歷史傳統、現況定位、轉型需求等的深入考量，這一個齊頭式的行政規定成了阻礙大學學術自然發展的惡法，希望教育部能重新擬訂出比較妥善的辦法來。終究，仍然有許多深具特色、學術競爭力佳、辦學績效不錯、或國際連結程度高的獨立所仍然在努力爭取成長當中。

對花蓮新「東華大學」之期許

花蓮教育大學與東華大學合校的議題，在五月底的二校校務會議通過之後，合校校名維持東華大學，計畫呈報教育部與行政院核定，到八月一日的美崙校區掛牌，雖然時間上有些倉促與突兀，但總算是大勢底定。個人認為合校決策方向是正確的，但是未來政府與新大學各級各項行政措施的實行過程，能否讓正確的政策發展成期待的目標，則仍有待觀察。

個人目前對新大學有一點期望:那就是，希望能重新微調新大學的定位與發展方向。東華大學一直以研究型大學自許，這當然是很好的目標，但是目前事實與理想有很大一段的距離。這牽涉到高教政策、學校地理位置、經費來源、基礎建設、師資與學生素質等各方面複雜因素。但可以確定的是，如果位居花蓮縣的東華大學想複製西部比較有名的綜合大學架構，例如台成清交政等知名學校，成功機率並不會高，勉力而為反而只會讓更多的老師把這個東華大學當做跳板，越熱門的科系，越可能是(前往台成清交政的)跳板，而招進來的學生更可能是後段的，或者不來唸或轉學比率高。反之，宜思考如何兼顧基本學術需求與具特色或競爭力發展的投資策略，例如，有些系所是大學的傳統基本核心，當然應該保有，其他學科有的在就業方面(目前)很熱門、有的學術方面很有競爭力或很國際化、有的很有地域特色、有的很符合社會主流價值(或者政治正確)、有的對社會基本需求有貢獻等等，該如何去取捨發展這些不同的系所，需要完整且前瞻的通盤考量。

最忌諱的是流於學術領域的本位(偏見)，或者校內政治角力上的多數(或行政權)決定，更糟的是拿教育部的雞毛法則當令箭依據(那何必麻煩選教授當大學校長，找個公務人員不是更稱職??)。台灣的花蓮畢竟不是美國的加州，僅管自然地理環境很相似，但是加州是北美西岸的核心通廊，全球移民集聚的重要點，那裡的大學與人才資源可以讓原本是果園農場的地方發展成矽谷；(以交通而言)花蓮卻是東亞孤島中的邊緣，我不認為有任何機會可能在花蓮成功複製出一個竹科之類的園區，或是交大清華之類的學校。但是，花蓮有很獨特的自然環境與人文，吸引國內外的人不遠千里而來探訪，如何發揮這些花蓮獨有的特殊條件，是新大學的領導階層應該(重新)去做的功課，而不是以(有權參與決策的)行政主管自己學科領域的本位觀，或者某些西部名校的傳統價值觀，強加在不符合(甚至不相容)的實際環境中。

重點在於，應該全校師生集思廣益:如何將這個花蓮新大學的學術舞台做到國內外的學者(或學子)都想主動來這裡表演(或取經)，而不是諾大的校園杵在那裡，每接近週末就是一堆教授學生都前往花蓮機場或火車站報到，那可就成「蚊子大學」了。

Good luck!! 花蓮的「新」東華大學。

地質科學可以培養出優秀的領導人才

我是個研究岩石的地質科學家，在台灣學術界這算是冷門到不行的領域。在目前所任教的大學裡，由於沒有地球科學領域的大學部科系，因此，要吸引大學生往相關的研究所發展，是相當困難的事情。最常遇到的是，大學生常常問「學地質之後，未來能做什麼?」。的確，地質科學並不算傳統上「就業取向」的學科，但事實上也非完全如此，容我以後透過其他文章再解釋。

地質科學是一門具有悠久歷史的自然科學，但與其他自然科學非常不一樣的是，地質學研究的範疇涵蓋非常大的尺度(scale)變化，特別在物質、空間、與時間等三大方向。舉例而言，我們可以觀測短至幾秒鐘的自然現象，如地震，也可以探究長達千或百萬年過程的地殼造山活動(mountain building)；我們可以窺探小至奈米等級的礦物內部結構，也可以研究大至數千公里的板塊邊界；研究的對象物質，可以是具體如固態的岩石礦物或化石，也可以是流體的地表水或地下水，甚至冰山或冰河，也可是抽象如氣候與地形的交互作用等。簡言之，地質科學內容之多元與複雜，或廣或精，可任憑學習者或研究者自由挑選。地球大自然的奧秘與美麗，透過地質科學的學習可以得到深層的體會與欣賞。

學習地質科學一個非常基本的訓練過程，是野外實察測量或採樣，因此常有機會旅行到遠離都市之遙遠地方，遍覽群山川洋，甚至可以體驗不同的風土文化。在如此的過程中，學習者沉浸在大自然壯闊深遠與人文百態的情境下，其心胸逐漸開闊，態度更形謙卑，思維則日益宏觀，可說是培養領袖氣質的絕佳訓練。

這裡舉幾個與地質相關的領袖型人物，例如，美國第三十一任總統赫伯特‧克拉克‧胡佛 (Herbert Clark Hoover)是史丹福大學地質系畢業的。中國大陸現任的第二號政治人物，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也是學地質出身的，他畢業自北京地質學院地質礦產系(現改稱中國地質大學)。美國康乃爾大學第九任校長法蘭克‧羅德斯(Frank H.T. Rhodes)博士，本身是一位地質學家，他亦是長春藤聯盟大學中任期最長的校長。女性不僅也可以成為地質科學家，當然也可以成為優秀的領導者，地質科學家出身的麗莎‧羅斯巴克(Lisa A. Rossbacher)博士是美國亞特蘭大的南方理工州立大學(Southern Polytechnic State University)現任校長，曾經獲得多項學術、領導貢獻或服務等方面的獎項。

羅斯巴克校長曾經公開說了一個很好的比喻，地質科學家可以往地底下鑽探約五英哩深，科學上可以讓我們知道這五英哩深內的地球特性與現象，但是超過這個深度範圍，一切就需要靠推測了，這是地質科學上的挑戰，領導階層人才所面對的剛好是類似的問題。資訊或數據永遠不可能完美或充足，但是一個領導者卻經常必須在有限的資訊或條件下，做出最佳的決策。

從美國范德堡與畢保德的合校經驗看東華與花教大的整併

范德堡大學(Vanderbilt University)這個名稱在台灣社會的知名度可能不高，但是翻開今年(2008)剛公佈的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雜誌大學評鑑排名，你會驚訝它在該項評鑑中的亮麗成績，大學部總排名全美第十九(全國型大學)，超越許多國人較熟知的學府如柏克萊加大、華盛頓大學、紐約大學等。更驚豔的是在教育類研究所評鑑中全美總排名第二，超越哈佛與哥倫比亞大學等名校。美國前副總統高爾(Al Gore)正是范德堡大學的畢業校友。

范德堡大學在哪裡? 答案是美國田納西州的納許維爾(Nashville)，大概不是一個大家直覺想到會造就名校學府的地區。如果仔細看美新報導教育類研究所評鑑排名表，范德堡大學英文名稱後面有個小括弧Vanderbilt University (Peabody)，指的其實是(曾經獨立存在的)畢保德學院(Peabody College)。這之間有一段長達二百多年複雜的歷史，或許可以給台灣高等教育做參考。

范德堡大學目前有十個學院，畢保德學院是范大校內第九個成立的學院(成立於1979年)，其實是大學整併下的結果。畢保德學院原本是一個獨立的學府，其前身最早創立於1785年，原叫Davidson Academy，屬於預科學校，1806年更名為Cumberland College，1827年再度更名並轉隸屬於納許維爾大學(University of Nashville)名下，(註: 納許維爾大學的名稱只沿用至1909年)，1875年改為州立的師範學校(State Normal School)，1889年再度更名為師範學院Peabody Normal College，1911年因州政府師資培育政策大改變，學校經營再度轉成私立並更名為George Peabody College for Teachers(即簡稱Peabody College)，1970年代之後美國國內經濟出現衰退、能源危機、通貨膨脹等問題，畢保德學院經營也出現困頓，學生人數大幅下滑、學校財政出現缺口、爆發教師出走潮等等，儘管已經在美國師資培育市場上佔有一席之地，畢保德學院終究敵不過大環境的改變趨勢。畢保德學院的校長主動與鄰近的范德堡大學開始合校商議，1979年7月正式併入范德堡大學，成為教育及人類發展學院。該學院在過去二十多年來逐漸成為美國首屈一指的教育學院，在1999年時的美新雜誌評鑑已經躍居排名第六，在2008年排名更攀上第二。

畢保德歷史發展過程，當然有許多複雜的經營權轉移(私立基金會與州政府)，學術單位的變遷(系所整併、拆增或結束)，人事更替(董事會成員、校長)等等，無法在前述的簡史中反映出來。但重點是畢保德學院經歷的每一次大變革都像是浴火重生，而併入范德堡大學之後的畢保德學院更是邁向學術聲望頂峰，反倒不是消失在歷史的記憶中。其實，數數前面的校名更替，畢保德學院從創校至今經歷了至少六個校名。

論成立歷史，范德堡大學比畢保德學院創校還晚，范德堡成立於1873年，比畢保德晚88年，早期畢保德與范德堡二校的學術聲望當然不如現今，1979年的合併，歷史顯然證明了這是一個雙贏局面，今日畢保德學院在評鑑排名中還是范德堡大學裡面最強的一個學院，這關鍵其實在大學領導者的視野、智慧、氣度、與能力。

以范德堡大學合併畢保德學院的歷史來對照，我們不妨看目前台灣東部的東華大學與花蓮教育大學二校師生，因合校的討論過程，衍生出許多各自堅持或抗爭的問題，諸如校名、尊嚴、歷史情感、認同、校風差異、校內制度等等，其實都過度被渲染或操作了。大家如果走一趟美國的大學校園，你將會發現，其實任何二所台灣國立大學的彼此差異性還遠不如美國同一所大學校內的差異性。更好笑的是，台灣國立大學真正的大老闆都是教育部，而東華與花教大二校相距僅二十分鐘車程，同在偏遠的花蓮面對類似的困境，還在彼此營造不友善的氣氛。部份二校師生聞合併之事即義憤填膺(但多數以訛傳訛，雙方根本缺乏認識)，這邊誓言維護校名尊嚴、那方高喊拒絕品質被拖垮，其實有差那麼多嗎?學校歷史多個四十年又怎樣?大學生入學分數高個二十分又如何? 令人感嘆: 台灣的大學校園民主幾乎變調成了「校園民粹」，究竟是誰把台灣高等教育的格局越做越小了呢?

大學合併與否: 校名重要嗎?

由於少子化的趨勢與政府高教發展政策上的考量，位於花蓮的二所國立大學(東華與花教大)，最近又被教育部督促重新討論合併的可能性，鑒於前次(2003年底)失敗的經驗，合併後的校名問題常被拿來大作文章，挑起兩校師生的愛校護校情結，2003年的合校推動最終在東華校務會議無法通過。這次(2008年)教育部明確表示校名的問題必須先解決，二校各自選擇一個校名，教育部不做決定，雙方在校名有共識之後才能繼續談合併計畫書。先暫時不談「公立大學校名由校內師生自行選擇」這件事的不合常規，本文希望討論: 校名的選擇與大學的卓越發展二者究竟有多大的關連性?

先從品牌概念談起好了，究竟是先有好品牌? 還是先有好產品? 近日看到一則報導，國外的brandchannel網站公佈最新年度意見調查結果，在全球消費者心目中，最具影響力的品牌第一名是蘋果(Apple)電腦，這已經是好幾年相同的結果。我心中突然很好奇，當初這個「蘋果」的名字是怎麼來的? 跟加州有關嗎?(在地特產?)，跟紐約有關嗎?(象徵美國精神?)，總是想先找個冠冕堂皇的意義來推敲，但上網查了國外資訊之後，卻得到令人會心一笑的答案: 其實很簡單，蘋果是該公司創辦人史帝夫．賈伯斯(Steve Jobs)最喜歡的水果，他甚至曾在蘋果園工作過。當年賈伯斯申請公司登記文件時，萬事俱全只欠名字，某天他情急之下跟幾個創業合夥人丟下狠話，「今天五點下班之前，如果沒有給我一個公司名字的好點子，我就要叫它蘋果公司!!」，沒想到後來真的如此。後來其電腦產品主力機種麥金塔(Macintosh)，也是一個蘋果種類名稱。從早期的Apple電腦寫下了PC發展史的新頁，到現今的iPod全球引領風騷，難道是因為當年賈伯斯取了一個好的公司名字-蘋果(而不是橘子或香蕉)?

Ok, 談到賈伯斯便不得不提起史丹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2005年賈伯斯應邀在史丹福大學的畢業典禮演講，其內容非常簡潔，但對年輕人啟發卻寓意深遠，該演講稿後來在網路世界廣為流傳。位於美國加州的史大早已是國人熟知的世界級名校，但它其實是個很年輕的學校，創校至今尚不滿一百二十年，而且鮮為人知的是，史丹福大學的正式全名應該是「李蘭．史丹福．二世大學(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史大創辦人李蘭．史丹福當年曾任加州州長，也是美國的鐵道大亨，為了紀念他未滿十六歲卻因傷寒而早夭的獨子，史丹福夫婦將六百五十英畆的養馬場農地成立一所大學來紀念他們的兒子。史大成立後的前半期並不算好學校，頂多只算是地方型的大學，大約在一九五零年代期間，史大一位很優秀且具遠見的工學院院長(之後擔任教務長)佛萊德‧特曼(Fred Terman)教授，他的智慧經營與前瞻視野，讓史丹福的學術聲望與對政府與企業界的影響力連跳好幾級，他也是催生矽谷的科技先驅者。換言之，大約六十年前，史丹福仍不是一所具聲望的好大學，而「史丹福」也不過是個姓氏而已，對照華人世界的情景，史丹福大學就好比一所叫做「王記大學」或「陳氏大學」的普通學府。要不是當年有特曼教授的出現與一些歷史契機的轉折，史丹福大學現今有可能只是一所沒名氣的加州私立大學。

綜合前述二例可以清楚看出，名字其實不是最重要的問題。沒有好產品，再好聽的品牌名字也創造不出好業績；沒有頂尖的師資與前瞻遠見的經營者，再怎麼有意義或有創意的校名，也不可能成就一所大學的卓越發展。不知目前東華與花教大兩校的師生，能否從捍衛(東華)校名或堅守(花蓮)地名的極端自我情結當中回神過來? 無論兩校校務會議未來做出什麼結論，合併計畫若能持續推動才是對全台灣高等教育最有利的發展。否則，損失最大的將是納稅人與兩校比較資淺的教師，因為，公立大學的政府補助經費仍然多數來自納稅人，而在合校談不攏而未來各自校務發展充滿不確定的因素之下，勢必影響比較資淺教師的個人專業發展。

另外，奉勸兩校學生沒有必要浪費自己寶貴的青春出來抗爭反對，其實就算當下雙方同意合併，等到一切行政法定程序作業完成，新的教學研究大樓、學生宿舍、餐廳、停車位等建築都完工，最快也需要三年以上，換言之，現今的大一學生在合校正式實現時都已經畢業了，因此，目前在校學生擔心自身權益影響等問題應是多慮的。

就地理位置而言，花蓮縣剛好與美國加州隔著太平洋遙遙相望，東華大學的校園樣貌與史丹福大學其實有幾分神似。我並不擔心花蓮(未來)的大學用什麼校名，但是卻很擔心，誰能幫花蓮的大學找來像特曼教授這樣的人才來領導以與西部(甚至國外)的大學競爭? 依目前台灣的現況，即使整合二校的資源都未必能吸引一流的師資前來花蓮，那分散二校的資源又怎能夢談追求卓越呢?